一封奇怪的“求情信”让刚入行的戒毒民警王春光看到了毒品对个人及其家庭的危害,他决心去找寻真正能帮助吸毒者摆脱毒魔的方法。
徐占兴 摄
从警10年间,王春光凭借年轻人活泛的头脑,敏而好学的个人特质,研发科学评估工具、引入前沿矫治技术,从普通民警成长为受人瞩目的戒毒专家。他是北京市教育矫治局培养的第一位研究毒品成瘾神经机制和临床干预的博士,为一线戒毒民警传递出科学戒毒的理念,推动着科学戒毒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强戒人员打架 他却先去翻书
十年前的夏天,26岁的王春光从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来到北京市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四大队,成为一名普通的戒毒民警。虽然头顶“研究生”的光环,但初来乍到的他想组织个集体活动都不容易。强戒人员“欺负”他是个新人,说风凉话,不服管理。
“管人管不好自己也很有挫折感。”王春光说,那段时间,他就是靠磨时间,跟强戒人员聊天,深入了解他们的成长经历,吸毒史、家庭环境等等,琢磨他们的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去想办法。
王春光所管的班里有一名吸毒人员张某,因为长得人高马大,有恃无恐,平日里总端着一副谁也别来招我的架势。有一次,张某和其他强戒人员发生肢体冲突。换作其他民警,批评惩罚,做做教育工作,顶多是以后留心关注多加防范就完了,但年轻的王春光却先是去翻书。
通过查资料他发现,长期吸毒之后,毒品会使大脑负责管控冲动和进行愤怒调控的脑区受损,导致人的冲动性变强,自我管控能力变差。王春光说:“比如晚高峰挤公交车,有人用胳膊肘碰了你一下,正常人在理性脑作用下,会先判断一下对方是无心还是故意,然后再做回应。但部分吸毒人员通常会在本能脑控制下,下意识地直接反击,不会经过理性的分析判断。”
找到了“病根儿”,王春光找到张某,把自己查到的文献结果告诉他,从生理角度给他解释,他当时为什么作出这种行为。张某从没想过,自己的冲动竟然是吸毒所致。
随后,王春光对症开出“处方”,教给张某情绪管理的技巧,进行科学的脑功能恢复性训练。后来,张某可以很好管理自己的情绪,再没有发生过激行为。
王春光一直记得上学时老师说的一句话,研究什么事都要去找它的“道”,“道”是一切事物的规则和原理。抓住了“道”,就能选择合适的方法。践行着老师的教诲,凡事循道而为,让王春光在管班带队的最基础岗位上,就已经显示出了与众不同。
工作第二年,王春光就夺得全局戒毒类班组考核第一名,获得了局“优秀班组”称号。他所带的戒毒人员出所后至今还有在保持操守。
研发直观量表 透视吸毒者内心
在队里管理戒毒人员时,王春光发现,民警对戒毒人员心理状态和复吸风险的评估还停留在依靠个人观察和经验判断的初级阶段,缺少客观的评估工具。
“一个吸毒人员并不一定在各方面都有问题,漫天撒网式的矫正,浪费时间不说,如果没有对症治疗,还不一定能捞到鱼。” 在调到天堂河强制隔离戒毒所心理咨询中心之后,王春光开始探索研发评估工具,客观展现戒毒人员心理、情绪、家庭等各方面问题,量化评价他们的心理行为状态、复吸风险并划分不同等级。
要用量化可观的表格去评估难以捉摸的内心,听上去有点“玄乎”,怎么能做到呢?
王春光说,他们对所管人员进行了大量访谈和问卷调查,评估量表的题目都是从所管人员的现实生活和想法中来设计的。“想吸毒时坐立不安”、“家人都不理解我”、“我对戒毒没有信心”……通过专门设计的问题,对他们进行身体唤醒、情绪管理、家庭关系、戒毒信心、戒毒行动等多维度评价。也就是说,做完评估量表,一个戒毒人员“中毒”有多深,家庭关系如何,戒毒信心强不强,有没有戒毒行动,都会直观地呈现出来,民警可以根据每名戒毒人员的具体问题进行针对性矫治。在阶段性矫治之后,还可以再做评估,判断矫治方案是否适合。
不过,评估量表试测时,问题也来了。有的戒毒人员疑心重,答题时故意答错(说谎),或者敷衍了事。还有“装好”的,尤其是一些女性吸毒人员,刻意掩饰自己的问题,给出的答卷十分“完美”。王春光又和专家沟通,在量表中添加了一些“测谎”、“装好”的题目,以及对作答态度的评测,通过多道“门槛”的设置尽量保证了量表的科学性。
经过了两年的反复修订调试,评估量表最终确定下来。王春光笑着说:“那真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
评估工具的出现让基层戒毒民警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一目了然地掌握班里的戒毒人员的戒毒状态,不再像以前一样花很长时间接触了解,完全凭感觉经验判断,让矫治工作更加科学化。而戒毒人员通过评估,也可以了解自己的问题所在,配合民警工作。
为取“真经”读博士
凡事有利也有弊。评估量表的门槛设置多了,通过率也就低了。如果戒毒人员答题通不过,评估也失去意义。现实中的困境,让王春光苦苦思索,还有没有更高的技术和方法解决评估量表的局限性。
2013年,在局里的支持下,王春光带着现实的问题,和取经的想法,到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药物成瘾的神经机制与临床干预”。
深造学习真的让王春光取到“真经”,其中一个便是反应时任务。通过捕捉测试者答题反应时间的长短来评估神经系统损害程度。
比如做戒毒人员成瘾测试时,电脑屏幕上呈现出一个冰壶的图像,题目不是让测试者对图片做反应,而是让他用按键去选择图片边框的颜色。吸毒人员对与毒品相关的线索有特别的注意偏向,会把注意力放在冰壶上,很难或较慢注意到边框的颜色,在作答时就会出现延迟。通过延迟的时间就可以区分其成瘾程度,延迟越久,说明成瘾程度越深,神经系统受损越严重。
反应时任务的引入,规避了评估量表主观作答,可以人为掩饰的局限性,成为更加科学、排除主观影响的升级版评估方式。
在心理所读博士时,王春光还发现有老师专门在做内隐测试技术的研究。他敏锐地认为该技术在戒毒工作中大有可为。于是,他通过微信、邮件、电话,与长期在美国做研究的老师进行探讨,学习,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最终将其引入到对所管人员攻击和自杀高危倾向的测试中来。
王春光介绍说,内隐测试不问敏感的问题,而是通过测试者按键时把“自我”和“自杀”这两个概念联系起来的程度来判断他有没有自杀倾向。另外,吸毒者对外界刺激特别敏感。特别是吸食冰毒的人,攻击性是正常人的十几倍。内隐测试技术也可以帮助评估所管人员的攻击性。
有一名戒毒人员,在内隐测试筛查中,被发现存在高危攻击性。王春光对他进行访谈时发现,他特别认同用暴力解决问题,而且觉得暴力行为可以让他很快获得利益,他身边的朋友也多是看场子的等从事与暴力相关的人。这些综合因素决定了他的冲动性很强。此后,民警对其进行有意识地引导,减少刺激源,有效避免了所内暴力事件的发生。
王春光说:“我们筛查出来约20%左右的所管人员存在高危冲动。他们不一定会出现所内暴力行为,但提前筛查,就能更好地进行防范,将不安定因素提前化解。”
这些科学方法的引入,一点点褪去人为加工的因素,让评估体系更加客观完善。
引入VR技术进行防复吸训练
前些年,VR虚拟现实技术在社会上掀起热潮。王春光就像职业病发作,想的都是怎么把这个前沿技术应用于戒毒工作。
“我们在大量访谈基础上,找到有共性的吸毒情景和线索,1:1地去设置在卧室、客厅、汽车内吸毒的各种虚拟现实场景,以及身体唤醒的线索,呈现出立体逼真的吸毒场景。”王春光说,比如一个打火机,对正常人肯定没有反应,但对吸毒人员来说,它可能会有一定诱发作用,但这仍然是低级别的诱发渴求场景;然后再放置半成品毒品,这是中级别的。最后,直接拿来就可以吸食的冰壶等成品就是高级别诱发渴求的场景。戒毒人员可以在从低到高逐级递进的虚拟现实场景中,结合自己学到的防复吸方法去进行身体、情绪等控制性练习。
根据实验,吸毒人员在没经过防复吸训练之前,就进入高等级场景,马上就会出现心跳加快,面色潮红,大汗淋漓,肌肉颤抖等想吸毒时的身体反应。说明虚拟现实技术确实能够达到真实环境的诱发效果。
王春光和中科院心理所的研究员一起,历时三四年基本完成了全部场景的搭建工作,目前正在推进与正念防复吸训练的结合。
一人吸毒全家受害
“我就是想帮助他们”
在戒毒民警中,王春光是很特殊的一个。从警十年,他并不甘于按部就班地矫治工作,而是动脑子,找方法,查阅文献,研究课题。
王春光说,其实社会上的资源很多,关键看用不用心,是不是能结合工作有意识地去发现问题。
那么,他为什么对戒毒工作这么用心?
在王春光管班时,一件事深深刺激了他,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工作态度。
一个人吸毒人员离解教回家还有一年时间时,他的父亲给大队写了一封“求情信”,恳请队里在他儿子期满时,再给延长一年时间,别让他回家。
“大部分家属的想法都是希望提前走,这个父亲完全是反其道而行。”这个奇怪的要求让王春光特别意外,再一细打听,背后有着很辛酸的原因。
王春光说,家人为了帮这个人戒毒,把他关在家里寸步不离地看着他。有一天,他毒瘾发作,要出去买毒品。他妈妈在楼梯口拦着不让他走。他像疯了似的,不管不顾,一把把他妈妈推了下去,眼看着自己的妈妈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滚下楼梯,他却直接从妈妈身上跨过去,头也不回地走了。家里人被他伤得太深,才提出了这样一个请求。
这件事给刚从事戒毒工作的王春光很大刺激,让他看到了毒品对个人,更对家庭的莫大伤害。从那之后,王春光更加潜心研究科学戒毒的方法,他希望能真正帮助吸毒人员,更帮助他们的家庭摆脱毒害。
“一朝吸毒,终身戒毒”是对毒品危害的准确表述,那么多戒毒又复吸的实例,那么多家破人亡的惨剧都在为毒品的“魔力”做注脚。
“您觉得,毒品真的能戒吗?”记者非常郑重地问王春光。
王春光说,能不能戒断的核心问题是要找到毒品损害的到底是什么这个靶点,再有针对性地治疗、干预。现在毒品为什么难戒,就因为全世界都没有找到统一的结论,到底它损害了人的什么地方。
“我们是主张综合干预,生理+心理+行为+家庭+社会照管,在综合模式下,各司其职。这么多年,我们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就是找症状,找每个人独有的症状,进行针对性治疗,已经有了不少成功的案例。我相信,如果对症下药,那么戒毒虽然是个问题,但不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王春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