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平安福 于 2015-12-20 22:46 编辑
从富家子到瘾君子，从吸毒者到拯救者——
我与毒品这20年
“因为吸毒，我把父亲气死了。”面对记者的镜头，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
如果不吸毒，凭借20年前的万贯家财，即使坐享其成也能过得衣食无忧。但如今，吸毒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百万家财灰飞烟灭，女儿出生时他在劳动教养，父亲亲自将警察叫到家里抓他……他的身上，累积了一个男人一辈子都无法挽回的痛。
“吸毒，是炫耀更是毁灭”
张文军是北京第一批“富”起来的吸毒者，1968年出生，1992年24岁的他已经资产百万。在那个“挣钱比吃屎还难”的年代，他却认为“其实不难”。
他有着非常精明的经商头脑，在动物园市场有4个服装摊位，在西单商场高档厅有两个摊位，在鼓楼大街经营着自己的饭店。那时的张文军，算得上“年轻有为”。当邻居问其有多少资产时，张文军的母亲曾说过一句特别经典的话，“我也不知道他有多少钱，光看他开的那几辆车，7米2加长林肯，两辆奔驰，怎么也值一两百万吧！”
或许是钱挣得太容易，多到没处花，偶然一天，张文军发现他身边的有钱人有了新的炫富方式——“吸粉”，那吞云吐雾的样子很是享受。在几次邀约之下，他也开始了尝试。
第一次吸毒，对张文军而言，绝对是今生一次最痛苦的煎熬。他清楚记得当时的地点——亚运村XX公寓Q座1126房间。一位生意伙伴拿来白粉招待大家，张文军佯装很懂行的样子，狠狠吸了几口。闭上眼睛，他期待着传说中的“飘”的感觉。然而，他等到的却是头晕目眩，随即在卫生间里吐得昏天黑地。
“实在觉得太难受了，怕死在那里，于是决定开车回家。从亚运村到万寿路，一路上每到一个红灯，都停下来打开车门吐一次，那感觉太可怕了。”至今，张文军对第一次吸食毒品的经历仍“心有余悸”，“之后整整3天，我才缓过来。”
十来天之后，在朋友的“盛情邀约”下，张文军又有了第二次吸毒经历。再后来，因为毒品已经成为这些富人们交流的一种方式，慢慢的，张文军发现，自己彻底“上道”了。
“吸了戒、戒了吸，百万家产被毒魔吞噬”
“身体犯软，鼻涕、眼泪一起来，浑身难受，说不上疼还是痒，本以为扛一扛就过去了，结果越扛越难受，感觉骨缝里有蚂蚁爬，全身冒虚汗。”去广州谈生意，张文军感觉到身体的异样，同行的人告诉他，应该是上瘾了。
张文军原本以为，只要自己不说，又能及时找到毒品不使身体犯瘾，生活就不会受影响。可海洛因这东西是有魔力的，它并没有给张文军太多喘息的余地，而是肆意在他的血液里奔腾着，噬咬腐蚀着他的肌体。张文军感觉到，毒瘾发作的间隔越来越短，越来越猛烈了。
从最初的几天一次到每天一次，后来发展到每天定时抽，早晨一起床、中午吃饭时、晚上睡觉前。再后来，每四五个小时就要一次。他的生活再无规律可寻，每天的主要内容开始围着毒品打转，时时担心一旦接不上该怎么办，恐慌、焦虑的情绪充塞了每一根神经。
不可否认，吸毒的成本是昂贵的。在上世纪90年代，普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不过三五百，而张文军每天吸毒的费用至少是1200元。
张文军也曾告诫自己，要赶快悬崖勒马，早点脱离鬼形恢复人样。在家人的强迫下，他有过3次自愿戒毒的经历，但没过几天又复吸了，而且复吸后的用量更大。“每当毒瘾发作，决心
和誓言是那么脆弱和不堪一击，什么都顾不得了，只求能找到毒品暂时解除身体的痛苦。管它什么生意、饭馆、服装摊位，统统排到了毒品之后……”
“女儿出生前10天，又被劳动教养了”因为吸毒，从1998年至1999年间，一年的时间里张文军就被强制戒毒3次，每次3个月。也就是说，一年中有9个月他都呆在强制戒毒所里。2000年以后，因为《强制戒毒法》的实施，吸毒人员被抓后要进行至少一年的劳动教养，张文军在里面呆的时间更长了。
2002年，张文军结婚了。可小家庭的组建并未让他有一点点收敛，他的堕落反而变本加厉了——他过起了白天睡觉、晚上吸粉，拧亮灯就怕被公安查房逮个正着的“非人生活”。为更快寻找“飘”的感觉，他已经从最初的“吸粉”演变成了静脉注射。“现在想想，那时毒品已经完全控制了我的行为，甚至人格开始变异了。”
“那时的生活是胆颤心惊的，每次开车出去拿毒品，都可能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飙车大战。无论去哪，我的车从来不熄火，而且绝不停在胡同中，以便警察来了随时开车逃跑。”
2003年立秋那一天，妻子在家包饺子，然而，饺子还没上桌她就接到了警察的电话——在离妻子的预产期还有10天的时候，即将为人父的张文军又因为吸毒被第五次劳动教养了，时间18个月。
直到女儿出了满月，隔着看守所的大门，张文军含泪见了女儿第一面。后来，妻子在娘家的压力下向他提出了离婚。
即使这样，张文军仍未悔改，整个人都被毒品钳制了。“在彻夜无眠的夜晚，在涕泪齐流、四肢痉挛、呕吐不止、心脏上仿佛爬满了蚂蚁痛痒难耐的时刻，我想到的不是借此彻底地告别毒品，而是想着出去后一定要美美地打上一针。显然，毒品已经把我变成一个魔鬼!”张文军说。
“气死父亲，彻底悔悟却为时已晚”
2005年，刚刚走出看守所不到两个月，张文军再一次因为吸毒被抓了。这一次，亲手将他送进看守所的，是他的亲生父亲。
张父是位少言寡语的严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出面教育子女的。第五次劳动教养回来后，父母亲自给张文军下了通牒——离婚的儿媳永远是自己的闺女，如再吸毒将不再认张文军这个儿子。
然而那时，执迷不悟的张文军哪里听得进这些劝告，在父母面前信誓旦旦，夸口不再吸毒，并把所有的银行卡、汽车钥匙以及吸毒用的工具都交到父母手里，但一回到自己的住处，便通过赊欠的方式，让毒友送来毒品。
2005年4月的一个午后，张父突然闯入张文军住的地方，给他来了个措手不及。老人当时并没有斥责他什么，而是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半小时之后，他领来了警察……
“被警察带走那一刻，我的眼神是愤怒的。”然而，张文军怎么也没想到，那一次的眼神交流竟然成了自己与父亲的永别。连2006年父亲去世时，兄弟姐妹包括母亲在内，没有一个人通知他——“他们已经不把我当家里人了。”
“因为吸毒，我气死了父亲！”这一结局，终于刺痛了张文军那颗麻木的心。2007年，当他期满回家，推开门看到衰老许多的母亲坐在房间里发呆的那一刻，再也抑制不住情感的闸门，发疯般将自责、悔恨的拳头砸向自己……
“父亲去世了，母亲原来很胖，可当时瘦得不成样子了。她已经老年痴呆了，每天坐在那傻傻地等着我，精神状态特别不好……”张文军跪在母亲面前痛哭，木讷的母亲拍拍他的肩，似在安慰地说：“只要你回来，再不走那条路就好。”
“真的不能再吸毒了！”张文军暗暗发誓。
“坚守，诱惑来时比死更残忍”
张文军的家人做梦都没想到，所有人都开始绝望的时候，张文军却开始回头了。
“那年劳教出来的时候，身体上已经没有毒瘾了，但要摆脱心瘾彻底不复吸还是挺难的。这时，有个圈里的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还抽，我说不抽了。她说想邀约我一起宣传禁毒，做一名戒毒志愿者。”整整80天之后，张文军才答应对方的请求。
这80天，张文军处于闭门思过状态。除了在家陪年迈的老母亲，剩下所有的时间都在思考他能不能做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当然，他也在用时间来考验自己能否真的远离毒品。结果，他做到了。
80天过后，张文军变身为“启明星”北京成瘾者服务中心负责人。这个公益组织是由多名保持良好操守的成瘾者及志愿者组成的，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拯救众多在戒毒路上挣扎的人们。“既然要做，就一定要坚持下去。既然要做，首先自己要有良好的操守。”这是张文军给自己定的规矩。
凡是有过吸毒经历的人都知道，想戒毒最难克服的不是毒品对身体造成的戒断反应，而是心瘾。长期以来，人们仅把吸毒成瘾视为一种违法行为，实际上吸毒成瘾也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脑疾病，它可引起大脑病理性变化。
“当心瘾来时，那种摸不着抓不到的心理折磨，是最痛苦的。”但因为工作原因，张文军必须直面这些诱惑——
“很多次，被救助的吸毒者当着我们的面拿出毒品，那种诱惑比拿刀杀了我更残忍……”
“很多次，毒友打来电话，邀约到哪哪去尝鲜，那种勾引是直接的，想拒绝并不容易……”
“很多次，为了让吸毒者减少艾滋等各种传染病的感染机会，我要出入毒点给他们送去针具……”
但令人叹服的是，在一次又一次诱惑面前，张文军不仅把握住了自己，也把握住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毒魔。“之所以能忍住，因为这辈子亏欠得太多太多，我要用后半生为前半生来救赎，为了死去的父亲，也为了我的女儿……”
“回归，犹如在刀锋上行走”
炎热的八月，为戒毒宣传劳累了一天，张文军进入洗浴中心准备泡泡澡、搓搓背时，突然袭来的一幕令他震惊了——
“谁是张文军？”洗浴休息大厅内，昏昏欲睡的顾客被刺眼的大灯惊醒，几位突然而至的民警神情严肃的质问。
“你吸毒吧？跟我们到派出所进行尿检。”
“那是以前的事了，我已经成功保持操守两年多了……”张文军尽力解释着，但还是得在众人惊诧、蔑视的目光中被带走履行强制尿检的义务。这让张文军刚长好的伤疤再次被撕开，他顿感羞愤难当、万念俱灰。
从一名吸毒者到一名戒毒志愿者，5年来，张文军在顺利完成角色转变的同时遭遇了太多太多的白眼与不信任，当然，还有来自各方的质疑。
做志愿者的第一年，张文军每个月的工资只有400元。400元对于“视金钱如粪土”的张文军来说实在是一种讽刺。“还不够烟钱，你图啥啊！”，面对哥们儿的嘲讽和奚落，他无言以对。
“这样的社会渣子做公益？谁信啊！是借着志愿者的身份更好掩盖吸毒的事实吧？”这样的质疑，5年来从未间断过，但他从不回应，“我希望用时间和结果说话。”
做志愿者一年多后，警察再次来到张文军家，他的母亲慌了。“你们来干嘛？文军又咋了？”“大妈别怕，我们是邀请张老师去给青少年做远离毒品的公益讲座……”“你们真是找我儿子吗？”连老母亲都不相信张文军的转变。
[做志愿者，用特殊的方式拯救别人”
“哥们儿，你什么时候被抓的？在哪个队？”
“哥们儿，别吸了，多没劲啊！现在的毒品一点也不纯！”
“来听一节教育课吧，有20块钱交通费，不来白不来。”
……
这是张文军邀约吸毒者做同伴教育时经常说的话。他的策略是，首先要吸引吸毒者过来听，听完自然就有效果了。“因为经历过，我知道他们需要什么，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
97％的吸毒人员都会复吸，这是“启明星”统计出来的令人震惊的数字。5年来，张文军在保持良好操守并拯救更多吸毒者的同时，越发深刻地意识到，“无聊无事无工作、受歧视、毒友引诱是引起复吸的最主要原因。戒毒后最需要的帮助是：理解与支持占57.8%；找工作占26.9%；宽松与自由占12%。戒毒康复者社会接纳体系的滞后，成为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重大桎梏。”
因此，“启明星”在拯救吸毒者时，更多的不是劝说，而是为他们解决实实在在的生活困难。在“启明星”救助的3000多成瘾者中，95%以上没工作。张文军一趟趟跑政府，跑街道，不畏工作人员的白眼，亲手为10-15%的人办下了低保。“政策对戒毒者回归社会是有支持的，但各基层工作人员多因为歧视而拒绝他们。其实我以为，给他们低保是为了给他们一条出路，为了社会更稳定，否则他们为了生计可能去偷盗、抢劫……”
“启明星”有一个项目是跟企业挂钩给成瘾者提供工作岗位，前3个月工资由“启明星”出，行的话企业可留用，后面工资才由企业出。“但遗憾的是，这个项目的效果很不好，企业总会找出各种借口来拒绝，把成瘾者当贼防着，连个工作机会都不给。从2008年至今，一个找到工作的都没有。”这样的现实让张文军很是无奈。
“复制昨天，]让好的状态延续”
戒毒难，回归难，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戒毒所内，戒毒人员的生理戒断率可达100％，但出来的复吸率也高达95％。然而5年来，张文军却保持着良好的操守。
对自己所从事的这份工作，张文军感慨，“我们的社会缺少一些宽容和接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递给戒毒者一支精神上的拐棍，为他们点一盏回家的灯，帮助他们从漩涡中心游出来，他们就有更多的可能重返社会，开始新生活。现实是，因为缺少家庭和社会的关爱，他们有的滑向了更深的泥潭，甚至成为危害社会治安的毒瘤。”
5年来，张文军和他的“启明星”已经从生死边缘拉回了几十条生命。“启明星”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救助吸食过量的吸毒者。很多吸毒者吸毒过量引发生命危险时，他们不会打电话给医院，因为医院来的时候会通知公安，他们更愿意把电话打给救助组织。“只有活着，才有戒的机会。”张文军越发感觉到这份工作的重要。
“经过这5年的磨练，我的戒毒之路走得更加坚定了。作为志愿者，我不单纯以节省金钱来做目标，其实戒断更重要。我一个月不吸毒就等于省下了毒资，至少一万元。如果能帮助10个人不吸毒，就创造了10万元价值，100个人就是100万元，而且还帮政府减除了很多麻烦，这些都是财富。从这种角度来衡量，我的日子很富有！”更让张文军欣慰的是，因为他的彻底转变，妻子已经与他复婚，女儿也回来了，老妈也以他为骄傲……现在的张文军，感觉很幸福。
谈及未来，张文军告诉记者，他已经注册了一家公司，并领取了营业执照。“公司成立后，除几个正常人员维持运转外，剩下全部招收戒断较好的成瘾者来做，给他们做一跳板，再去找其它工作。生产自救，依靠不了别人，要靠自己……”
采访最后，张文军并未发出“永不复吸”的豪言壮语，而是负责任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我不想说我能百分之百地戒断，但良好的操守我已经坚持5年了，我会用明天复制今天，重复后天，让好的状态延续。”记者相信，这样的话，更有分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