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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很多东西我们无法改变，也不会因为我们而改变，只有人去适应环境，从来没有环境来适应人。但我们必须明白大多数环境却是我们人自己创制的，少数的创制环境的人或群体本着自己的利益考量来约束大多数人，也许我们知道这些依然无济于事，但这并不表明我们没有必要去知道，正是我们知道了，我们才有意念去争取肖申克式的“救赎”，记得片中老瑞德（摩根•弗里曼饰）还有一段话“有些鸟是不能关在笼子里的，它们的羽毛太漂亮了,当他们飞走的时候，你会觉得把他们关起来是种罪恶。”所以我们有必要并且必须知道我们是不是被“关在笼子里”，这个“笼子”（体制）不一定仅仅是宏大的社会，也许还包括我们工作的单位、订阅的报纸、宣扬的思想等等，所以当我们把孩子送进学校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每年为高考而疯狂的时候，当我们学习某某领导的讲话或精神的时候，我们也许都在被关进某个隐形的“笼子”（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不过，就跟安迪一样我们当中的一些人选择了“救赎”，像人大的张鸣，《往事并不如烟》中的储安平、罗隆基，《窃听风暴》中的特工魏斯曼。但大多数人都会某种程度地陷入“群体性无意识”或“群体遵从”（社会学概念），和平的年代我们不在乎，但是到了动荡的年代我们就极可能被体制背后的人所操纵，成为《乌合之众》中的“群氓”毒病，回想祖国母亲生命历程中的种种运动，罪恶不是某个领导人一人铸就的，其直接的推动者或践行者就是一些“体制”中的人，因为他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患者，他们只生活在一种可能当中。
我们似乎也只生活在一种可能当中，所以《走向共和》在某个领导的话语权下成了禁片；所以在豆瓣上搜不到唐德刚的《新中国三十年》；所以小学中学的时候我们背着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于是有了龙应台的《（不）相信》；所以我们的单位、学校每天都有如此多的“精神”要学习；所以《南方周末》换帅了《市民》被腰斩了。但当我们遇到老外的时候，却总要辩解我们的生活是幸福的、我们的教育是先进的、我们的政策是英名的，就像《骇客帝国》中Neo第一次看到他所生活的世界的真相时的样子，有的时候“被奴役着却以为自由着”（《走向共和》孙中山语）（不过今天“奴役”这个词应该换成“控制”）。
也许整日为了生活而奔波的现代人，会觉得这些都是“肉食者”的“远谋”。知道也好和不知道也好，我们依然存在着、活着。但是记住“人权决不仅仅等于生存权”，如果我们仅仅为了活着而活着，没有一点点越狱（《Prison break》）意念，我们就会像《活着》（余华著）中的富贵一样，一生承受着时代和命运的煎熬。再看看《亮剑》（要看都粱的原著而非电视剧）中的李云龙“几十年的流血拼命啊，就他娘的落个这下场？我操他娘的，这叫什么‘文化大革命’啊？这是作孽啊，伤天害理啊……共产党出奸臣啦，老子不干啦，老子回家种地去…… ”，最后他“食指猛地扣动了扳机”饮弹自裁，在“作孽”的体制面前他没有选择活着，因为人不仅要活着，而且要活得体面而有尊严，他决不知道什么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但他有天生的免疫力（就像他并不知道拿破仑，但却知道“集中打击”的战术）。当然这绝无让大家效仿之意，毕竟时代不同，“救赎”的方法各异，并不要求大家像”陶渊明隐居深山”，也不要求大家消极的“逃避”，要的仅仅是，大家知道一些主旋律之外的音符，“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李敖《胡适研究》）。
“你曾经作过这样的梦吗，你如此肯定的东西是真的吗？你是否能从那样的梦中醒来？你能分辨出梦境与现实世界的区别吗？”（《骇客帝国》）。
当然《肖申克的救赎》还有很多种品味的方法，值得咀嚼的东西还很多。比如说友情、信念，戒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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