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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强悍的黑帮大佬，都无力抵抗时间的屠杀。
四、五十年后，社会秩序的一步步清晰，这群黑帮成员的生存空间越发狭窄：帮派瓦解、没有经济收入、身体衰弱残疾、不吸毒就痛不欲生、没有任何亲友相伴……
再强悍的黑帮大佬，都无力抵抗时间的屠杀。如今，他们面对着生存的困境，毫无招架之力。尝试拯救他们的，只有那些已经脱离黑社会的曾经的大佬们——他们现在是牧师、义工和企业家。他们进行着这一辈子最大的拼杀：对手是时代，输赢的代价，就是弟兄们的性命。
对这群曾经的大佬们来说，这是他们对自我过去的救赎，是一代人对以往那个时代的救赎——这是香港的救赎。
阿力
阿力死了。
这个当年的香港黑帮大佬，几次惨烈的拼杀都躲过了，却在即将脱离黑社会时，选择了自杀。
郑牧师接到这个消息，是在晚上。他还在教会。这是个特殊的教会——主持工作的郑牧师以前是黑社会成员；郑牧师的主要助手龙哥，郑牧师认识他时，他是几十个小弟前呼后拥的帮派老大，而现在他常常抱着孩子不肯撒手，每天八九点准时到教会报到；而教会的所有学员，全部都是当年的黑社会成员。
一接通电话，那边就传来了哭过的鼻音。郑牧师已经大概知道结局了，亲属最终给出的说法，阿力的死因是吸毒过量，“看样子应该是自杀，哪有一次打一整支的毒品的”。本来再过一天，阿力就要重新回到“新生园”了。这是教会设立于山区的戒毒中心，现在有二十多个和阿力一样的黑社会成员在那儿戒毒。
脱离黑社会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戒毒，以前混黑社会的几乎都染上毒瘾；第二步就是重新在社会中找到生存的途径。针对这两个步骤，郑牧师特意把这教会分成了两大组成部分：前期先送到位于山区的新生园里去隔离戒毒，后期则在位于闹市区设立的教会完成，大家一起来到这儿唱圣歌，定期参加分享会，并尝试接触现实生活。
第一个阶段其实是最简单，“特别是现在毒品的质量下降，都掺杂了很多杂质，以前至少要将近20天，身体的瘾才能戒掉，而现在多亏黑社会无良，毒品质量下降，三四天身体就能脱瘾。”最难过的关卡，是“内心对黑社会的脱瘾”，“以前的朋友、生活圈，经济来源都在那里，要全部摧毁，再重新建设，那真不容易。”
阿力去年是自己找到新生园来的。主动，代表他在主观上真的很想脱离，“上帝说了，我们要救你，必须你先伸出手”，“当你伸出手，我们就不能不救。”
阿力就是在第二个步骤失败的，不仅复吸，还回到以前那帮弟兄那里去了。
郑牧师本来打算的是，等阿力回来，组织一个分享会，让他把问题说出来。如果只是没有找到进入社会的工作机会，郑牧师会考虑找姜炳耀帮忙——那是另外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黑社会大佬，现在的身份是一家装修公司的老板，这家公司专门收那些有黑社会经历、现在改邪归正的人。
事实上这次也是阿力主动提出回来重新开始“新生”过程的。为什么给了自己机会，却最终在即将到来的一刻放弃得这么彻底？
郑牧师挂完电话，从自己的办公室里走到大厅来，大厅里十字架立在一个垫高的台上，下面摆满几张塑料椅子，这就是他的教会，一个用租来的写字楼改造成的教会。除了那些曾经的黑社会老大，用笨拙的手剪出的一些装饰花纹，以及歪歪斜斜抄写的圣经的一些选段，这里并没有太多神圣的气息去安抚和支撑他。他没有重新打开已经关上的灯，一个人坐在塑料椅子上，借着旁边高楼的霓虹灯投射进来的模糊的光线，默默看着台上的十字架，呆坐了很久。
“那个香港”
“那个香港”——这是郑牧师喜欢用的词语，这样读起来，似乎自己和它已经保持了足够的距离。
“ 那个香港”在地理上确实不存在了，当年发生过几个拼杀案的“中国宫”、那几个帮会的“档口”都早已不在了。但“那个香港”却还以刀疤、刺青等雕刻在阿力、龙哥所有曾经黑社会成员的身上。郑牧师还觉得，包括阿力在内的、现在过得很窘迫的这些黑社会成员，就如同庙街柱子里的子弹孔、钵兰街某个巷子里的血迹一样，都是“那个香港”的残迹。
如果时间退后30年，郑牧师是家境不错，却在中学时期被人用毒品钓进黑社会的小混混；龙哥则是没有太多生存空间的大陆移民家庭中，典型的那个刚烈的孩子。父亲因为无力抚养家庭、产生家暴，他砍了父亲，一个人跑出来加入黑社会。
“当时这么多人加入黑社会，说起来背后大概也就这两类故事。”对郑牧师这样的人来说，加入黑社会是因为当时香港黑社会膨胀得太厉害，触须深入到校园的结果；而对龙哥这类人来说，加入黑社会是因为，当时黑社会是底层家庭求生存的一条现成甚至“被认为不错的路”。
在“那个香港”里，不拜老大根本无法生活。比如儿女长大了，想把房子扩大一点不行的，买了新东西要搬也不行。郑牧师还记得那时候，一家理发店的洗头师傅不加入黑社会就要多做工，少拿钱；开小巴的如果不加入黑社会，基本不能进站上客。曾专职研究过香港黑社会的丘海雄教授认为，所谓黑社会，就是当一个社会有利益的空间，但没有建构出利益的秩序，就有些人用最粗暴直接的方式去争夺，然后发展出一套暴力秩序去维持，这就是黑社会。
一切开始于突然的经济爆炸。香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成为国际商品中转站和亚太区港口，经济突然发展，有了旺盛的消费力，每个地区都有娱乐场所、多有黄赌毒，利益空间突然膨胀。当时的英国政府却没对这个殖民地“养子”太用心经营，没有跟着推进很多社会秩序的建立，“结果自然有暴力去介入，构成秩序”。
也因此，那时候的香港，成了暴力和暴利的狂欢地。当时的帮派发展得很细，不同帮派有不同分工，迎合着可以牟利的空间：“比如‘和字头’在黑社会中有36派，他们主要是经营地面上的东西，占地头经营黄赌毒，而‘十四号’中瘾君子为数不少，所以手脚脏，小动作很多，专门做脏事；‘和核桃’因拥有做汽水的‘水房’而被称为‘水房’，其中大部分手下身体健壮，又学习很多功夫，比如咏春拳等，所以会出来做收债、看场……”
当时的帮派甚至构成了一个个“小社会”。每个大帮派都有一整套类似政府机构的组织，“采用类似大陆国企那种终身保障体系”。“吃喝玩乐帮派包，看病旅游也是帮派包，工作也是帮派包安排”。这种力量还渗透到政府里了。“如果有人被抓进监狱了，有钱的组织，一般都会为其在监狱里提供很多资源，比如香烟，钱等，也会帮忙疏通监狱里面的警察和监狱里的‘话事人’。以致有些人进监狱了也不愿出来，因为里面生活很好，吃好住好。最高峰的时候，还可以为当时的每一个狱警提供‘劳力士’手表。因此如果伤人致死了，没有家室没有顾虑的，会有人愿意站出来把罪认了。”
但那种秩序注定不会持续很久的，在丘海雄看来，这是殖民地的香港碰上突然经济爆炸的结果。“这是历史的异常时期。不过对一个个人来说，陷进去了，这就是一辈子的命运。”
规则
突然间抽出刀，龙哥就领着两个人，这么冲进尖沙咀另外一个黑帮组织的档口。“他们当时有三十多个人正在数着收来的保护费，怎么都不相信，还有敢打劫黑社会的，没回过神来，已经被我们砍得落荒而逃。”
这是龙哥当时震动香港黑社会的一战。经过这一战，龙哥成了几大帮派几个大佬都极力想拉拢的人。龙哥最终跳槽到另外一个老大手下。帮派给他配了几个跟班，提拔到高层，在香港一下子轰动了。当时龙哥23岁，“用香港黑帮的说法这叫‘平地一声雷’，就是突然冒出来一下子上位”。
龙哥确实是个有帮派天分的人。他14岁和父亲吵架，拿把刀砍了父亲之后离家，睡到一辆货车里开始了江湖生涯。最开始的阶段，他跟着其他大佬打打杀杀，成了当年最著名的打手，总是两三个人，单挑二三十人，然而“钱一直不多，命倒是几次差点都没了”。
直到有一次，老大叫他去办个事儿，去到目的地，竟然有对立帮派的人等在那儿堵他。他边死命逃跑，边想，“难道是老大出卖我？”“他为什么出卖我？担心我上位？”
“那一刻我知道黑社会是什么了，一个字，钱。别讲什么义气，那些都是骗人的低级手段”。他开始单干了，也一直在琢磨混社会的技术：“钱从哪儿来，就是些有暴利的链条，有暴利的链条肯定有暴力守着，你要去抢，靠什么？刚开始用打，打到被人怕，打到有名声了，就方便了，谁看你来都躲，所以要有名。那要怎么有名？就要狠，要敢，不过这个狠你自己知道要有度，如果打死人，被抓去坐牢，你也玩完了，等你出来你什么都不是，但如果不敢打，别人又不怕你，所以这是个技术活儿。”
他组织了个打劫团伙，从打劫路人开始，打劫运钞车，打劫发廊，到后来，他觉得自己要做大一定要做一件有“品牌”效应的故事。于是，他决定干脆打劫其他黑社会的档口。成功上位后，他有一段时间要求手下干事要狠，时常带着三四个人袭击几十个人，果然，从那之后，他的地盘就扩张开了。“去谈判大家一说龙哥的，就先让了半分。”“其实黑社会不就是图利的，所以吓唬是很大一招，大家都混口饭吃，知道你狠就躲你一点。”龙哥最鼎盛时期，走到哪儿几十个小弟一路跟着，垄断着油尖旺闹市区的毒品生意。
在龙哥看来，帮派没有道义，就是个工具。“一开始帮派还是有帮助的，黑社会和警察之间一开始还有私底下的交往，犯了事，上面查到了，大家就商量了交几个人，挑一个轻一点的罪名。”不过随着后来警方的正规化，对帮派的这种依赖也不需要了。“就是各凭本事了，所以到后来，那些帮派大佬根本叫不动人。所谓的帮派大佬，也就挂个名，很简单，没有利益关系，黑社会老大更像是创意活了，谁有赚钱的思路，能养多少人，自然会有多少人跟。”“所以当你没本事找钱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烂人，在那儿等着自生自灭了。”
事实上龙哥后来，就是被他帮派的某个大佬出卖了。“我和他一起干了个事情，当时一起逃，知道我和我老婆住哪儿的，只有他。那一天警察突然来抓，而他恰好不在，我就知道，是他把我交出去了。”但龙哥也理解，“说白了就是利益，这样做对他有利吧。”他不去追究原因，但他不得不报复，“一个是生气，一个是不报复回来，你的名气就弱了”。
出狱后龙哥叫人一起把大佬的老婆给轮奸了，“他也不敢怎么样”，因为当时，龙哥贩毒，跟的小弟比他还多。“这就是黑社会。”代价睡醒了吸毒，吸完毒一起去砍人，然后分点钱，继续吸毒、睡觉──这是姜炳耀初入黑社会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生活。他像是被人用毒品饲养的砍人工具。
“那时候，每天要1千到2千左右买毒品，高峰期一天要6千多块。”也不只是姜炳耀，周围的弟兄都是这样，他们靠着老大们供给的毒品过这样的日子，生活麻痹到似乎没有任何知觉，“只是偶尔要参加弟兄的葬礼，才突然觉得有点奇怪，似乎不应该这样生活，但也只是觉得有点奇怪。”
为此他甚至学过“神打”：在所谓“ 师父”的坛上面，把衣服脱光，然后身上画满朱砂，又要上香，有些师兄帮你念咒。两三个小时之后，师父就会拿着刀，真的砍到你身上。等做完这些后，他们就被送出去和别人砍杀。但那时候姜炳耀还觉得自己玩的只是一种“孩子的游戏”。
只有难得清醒的时候，他会突然内疚。会想起过去：自己13岁，父亲开了个加工厂、作为家境不错的独子，整天争强好胜。当时看着电影觉得黑社会大佬吸毒的样子很帅，同学有次搞来的一根，他犹豫了半天，接了过去。然后从此，他就被那条后面的链条捆住了。
他还会记起父亲那眼神。“那是我十八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在吸毒了，没钱，见到父亲拿了钱准备过年前给工人，就把这钱偷了，当晚买毒品吸毒，到澳门赌钱”。第二天父亲起床后发现钱不见了，翻箱倒柜地找。“其实他猜到是我偷的，但是没有证据，也没有骂我，只是对我说如果我拿了就把钱拿出来吧，但是我坚持说没有。父亲没有办法，只有四处找人借钱”。第二天父亲回来了，他特地去买一些更加粗的铝管回来封住阳台窗户那些地方。“我们住21楼，骑楼有很多铁丝拦住，其实父亲心里很清楚，根本不可能这样被偷走的，他故意这么做，是为了让我，让他心里好过些。但他始终说服不了自己。”他边装铝管，边转过头不断看着姜炳耀，一句话都没说。就是从那次开始，父亲开始放弃姜炳耀，“他没有联系过我、也不找我。慢慢地我找他们，他们也不理我了。”
如果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政府开始肃清，黑社会的生存空间没那么大，也不要这么多人，或许姜炳耀这样的生活还是会持续下去。“基本从1988年开始，我常常不够钱吸毒，到处也借不到，才想着不能这么过了”。“而且旁边的弟兄和自己都陷入了困境，我才想，要做点新生意了”，他就拉了几个人，一起做起了高利贷生意。
“转型”的阵痛让姜炳耀清醒过一段，他__突然想，此前是因为钱赚得不够，无法掌控毒品，如果他能买得起足够量的毒品就能保持清醒，然后赚够钱，买栋带泳池的别墅，像当时许多转型的大佬一样，去做影视和金融投资。那是姜炳耀在加入黑社会后，第一次觉得能掌控命运。别人是靠暴力，姜炳耀靠聪明。他判断赌博业是香港人有钱之后必然兴起的行当，拉了一伙弟兄一起做起了高利贷。“我基本是用公司化的运作，他们都有各自的岗位，有两个专门帮我打理账目，有两三个就专门帮我去收钱。有三个就专门去淋油漆、放火之类的。还有两个是不用做事的，如果警察找上门来我就把他们交出去。他们不用做事，每天去夜总会、吸毒。他们是专门用来顶罪的。”
然而，做了一段时间后，他发觉，表面上是自己掌控住了，实际上，是自己又陷进去了。姜炳耀第一次发觉自己真是“标准的黑社会”，是放高利贷后第一次放火。“按照黑社会的规矩，第一次不还钱是恐吓，到家门口倒大小便；第二次就锁门，喷油漆；如果到第三次还没还，就要放火了”。第一次他放完火，自己就躲回家，哪里都不想去。心里总是想，会不会烧死人，会不会蔓延到整栋大楼？“其实每次放完火，我自己很怕，生怕闹出大事来，而且看着那些被逼债的家人哭得那么惨，甚至还因此家破人亡，内心说真的很不好受”，“但黑社会要按照程序来的，要不会被人看不起，那就根本没法混了”。
那一刻，他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是被绑架了。首先是被毒品绑架进黑社会，然后又被黑社会的生存规则绑架。
更糟糕的是，是那种心理的恐惧和空虚，“虽然当时每天可以赚的钱可以买美孚两间房，然而无论走到哪儿，随时可能被人伏击，所以一直很紧绷，我有好几次差点就被砍死”。每次从死亡边缘逃脱的姜炳耀，会一个人躲进房间，大量地吸毒，也因此对毒品依赖更深了。
这是一条摆脱不了的链条，“从加入黑社会开始，你失去亲情、失去信任、失去理智、失去良知，虽然每天都能赚十几万，带着全身金卡、金项链、金戒指和钻石的，然而，你明白你挣脱不了现在这种绝望的链条，你能做的就是吸毒，让自己像死了一样。”
遗憾
有几次，龙哥做梦都梦到母亲。梦中她躺在病榻上，不断喊着自己的名字——这是龙哥最大的遗憾，在母亲即将离世时，一次次表示想见他，而那时，龙哥正因为毒瘾把自己关在房里，用身体撞墙，撞得头破血流。
龙哥自从14岁离家后就没见过家人，和弟弟的重逢竟然是在一次谈判上。他代表一个地区的组织，弟弟代表另一方。直到那时候，龙哥才知道弟弟也参加了黑社会。当然兄弟关系其实对谈判没有丝毫的影响，“谈判就是为了钱，钱就是黑社会的规则”。
那次见面后，弟弟干脆就跟他混，两个兄弟一起打劫，商量好了混出点名堂光宗耀祖。却没想到，有一次抢劫银行出了事，警方追着通缉。“我和弟弟当时就商量了，谁先被抓，谁就顶主要的罪，这是黑社会，规则就是规则”。被先抓到的是弟弟，他也没能逃脱。
弟弟扛下主要的罪被判了七年，而他判了几个月就出来了。七八年后，弟弟出来了，龙哥去找他问他还要不要一起干，弟弟的精神却有点恍惚，反复说，他在监狱打死了一个人，那个人一直阴魂不散跟着他。龙哥不以为意，以为这就是一时的情绪问题，根本没上心。弟弟出狱四个月不到的一天，自杀了。
在殓房里，龙哥帮弟弟收尸，其他家人都不在场，他看着冰窖中的弟弟，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想，就告诉自己“所以要混得高明一点，下次不要再被抓”。然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始终不时记起弟弟那惨白的脸。
弟弟去世后不久，香港的生态又发生变化了，打劫已经不是好生意了，黑社会被逼到黄赌毒这一传统的灰色地带了。龙哥仗着他树立的威信和脉络开始贩毒。“那段时间很疯狂的，我住的地方，大厅里、卧室里全是海洛因”。
贩毒终究还是东窗事发了，龙哥又一次进了监狱。等出来时，才发觉老婆已经抛下儿女跑了。龙哥带着儿女把老婆约在茶餐厅，谈了许久，老婆还是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他带着儿女看着老婆转身离开，女儿一直在身后叫“妈妈、妈妈不要走！”自己无能为力。“我第一次清晰地知道什么叫心痛，我也开始有点明白自己缺了什么？”“不是有人打你，但真的是万箭穿心”。“很多黑社会的人其实和我缺的是一样的东西”。
但生活的经济来源、朋友圈都是在帮派里。龙哥只是提醒自己，要对两个孩子好点，他坚持要和孩子一起住，这才发觉，原来两个孩子早把他像当仇人一样。“根本一句话都说不上”。
这样的生活一直过着，直到 2002年，龙哥知道自己的母亲患病在杭州治病，那是他最在乎的人了。“从小父亲就打骂我，我妈妈一直挡着，她对我是最好的。”当时毒瘾很深的龙哥，冒险带着足够量的海洛因，到杭州的医院去陪着母亲。母亲需要大量地输血，龙哥每天偷偷躲到一个地方吸完足够的海洛因，然后再去买一袋袋的血。“那血还是温热、温热的，我知道那是母亲的命。你知道捧在手上那感觉吗？”带的毒品不够了，龙哥不得不回到香港，而母亲也转到加拿大哥哥那边去住。回到香港没多久，哥哥却打来电话说母亲在加拿大病危了。加拿大的关不容易闯，他又控制不住毒瘾，一直在香港着急。知道母亲去世的那天，他又一次毒瘾发作，发疯一样不断撞墙，撞到头破血流嚎啕大哭，“我对着天上的母亲发誓，我一定不再过那种日子，虽然物质上要什么有什么，但太多遗憾了，那些遗憾像是在心里挖了一个个洞，什么都填不满。”
“干涸的池塘”
出卖、内讧——这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香港黑社会的常有情节。一切事件的__根源是，生存空间缩小了。“政府成立ICAC就是个信号，那时候政府开始建立那些利益空间的秩序，一个个整顿过去，黑社会组织一点点退，退到最后，基本体系重新被政府把控了，大量组织解体，许多也没什么钱了，就开始用很不道义的方式。”“其实就像是池塘的水少了，为了生存下来，鱼就会相互攻击对方”。
“我加入那时候，还是很正经地举办了仪式，然后就叫你去打打杀杀，不过被砍到了，要自己去看病，自己掏钱。几次之后，大家也都明白了，就自己拉几个人一起，像施工队一样，自己去找项目找钱，比如有放高利贷的，有抢劫的。然后那些老大就只能用毒品去坑蒙那些更小的孩子，用毒品操纵他们做事”。
心思敏感细腻的郑牧师并不是多么专业的黑帮分子，对老大几次做法的质疑后，他就不那么当真地参与帮派活动了。和他从小一起玩的一个朋友，在他的眼前被砍死，直接触动着他想脱离。唯一的问题是，毒瘾成了把他捆在黑社会的一条绳索。“毒品又不是那种随便的商品，在菜市场都能买到的，它只能在黑社会的体系中买，一买，就又要和他们交往，然后买毒品的钱，一般正经工作根本负担不起，也只能套牢在这里。”
郑牧师并不是当时唯一一个尝试自我拯救的人，在他尝试脱离的同时，也有另外一些如他一样清醒过来的到处寻找帮助，他看到许多人失败重新回去了，过几年就没了消息，“或许已经不在了”。成功了的那零星几个，都是选择了教会：“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从头到脚彻底重构自我的过程。”而他们后来也和郑牧师一样开起了针对黑社会的教会。
在他戒毒、走上神学之路的那几年，失去朋友的消息时常不经意地刺痛他。过一段时间，就听说从小玩到大，一起加入帮派的谁被砍死了，过几天，听说谁吸毒过量走了，又几天，可能又是谁自杀了。郑牧师没敢回去看他们，因为觉得当时的自己不够坚强，随时可能会被拉回去。
在郑牧师看来，这些曾经和他一起沦陷在黑社会的人，现在如果还不脱离，真是死路。“说白了，黑社会就是个利益组织。现在的利益不在这一块一块的地盘，而是一个一个领域，比如金融、房地产什么的。这些靠暴力方式的黑社会成员其实已经是被淘汰的一群人了，他们现在可以说活在夹缝中了。很多人都想逃离，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力量戒掉毒瘾，重新在这社会找生活逻辑。”他们就像即将干涸的池塘里，仅存的那几条鱼。当年没有游到另外一片水域，而现在只能无力等着被晒死，虽然心里想上岸，但实在不懂得陆地之上另一种现实的生存方式。
“站在悬崖边救人”
“当年和你一起出来闯荡江湖的人还剩下多少？”姜炳耀伸出手想一个个细数，然而想了许久，终于说：“似乎都不在了”。
如果说母亲构成了龙哥的内心力量，姜炳耀则认为“我的命是笃信教会的妻子和神搭救的”。“但这整个过程太困难了，自我的力量再强大，如果外面的阻力很大，很多人还是过不去的。”
姜炳耀就差点过不去：“我记得当时我去了家连锁超市面试，是一份在货仓搬运货物的工作。要填一张表，其中一项是‘你有否刑事记录’，那我就问经理，‘我昨天才出狱……那要怎么填？’他说，‘那不用填了，我们不会雇用你的。’当时觉得，好像没有容身之所，没人会接纳自己。再找第二份，想坚持下去，却听到周围有很多闲言碎语，‘看他什么时候又会走回头路，这样的人没用的了’。”
“你知道那时我的感受吗？我真差点重新拿起刀来。”最后还是靠他妻子守住。“她问我，‘你知道阮玲玉是怎么死的吗？’我说不知道。她说，‘人言可畏’，她就是为了这几个字跳楼自杀的。如果你因为别人的话而放弃自己，不是很不值得？”
最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社会服务中心做杂工。“可能带有偏见，当时的上司整天 骂我，‘你到底会做些什么啊？！什么都不会做，真没用。’当时很生气的。拜托，我好歹也是个老大，你整天叫我做这种事，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还整天骂我”，“几次真的想打他一顿。又差点走回老路”。“为什么就不给个机会呢？为什么还要把我们往那死地推呢？”
郑牧师很清楚自己这个教会的意义，“我们是在和过去那段日子争夺生命，就像阿力，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自杀，以前那种日子他真过够了，但他自己又走不出来了，他或许是绝望了吧，毕竟自杀是多么难的一个事情。”
事实上阿力的死，就如同在教会这个平静水面里，投下的一块小石，每个人各自汪着一潭涟漪。第二天，龙哥也知道了阿力的消息，他一整天的焦躁不安，便自己跑到山里的戒毒园，去看看他现在对口辅导的张仔。
张仔是龙哥劝到教会来的。虽然是当年一起厮杀的兄弟，然而彼此也很多年不见了。香港黑社会后来就是这样，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找机会赚钱，不同项目拉不同人干，“所以没有固定在一块”，“再加上后来我开始脱离黑社会，自然就碰不到了”。去年龙哥偶然听说他的境况去看他，已经差点认不得：萎靡、潦倒、半身偏瘫。“他是用针管直接打毒品了，那些杂质堵在血管了，如果不截肢，流到心脏和脑部就会要了性命”。吸毒又被截肢，张仔失去了在帮派混的实力，生活因而变得异常困顿。“其实他也是不得不戒毒了，这是唯一一条生路了”。
龙哥看着张仔，却仍旧想着刚刚失去的阿力。如果找不出阿力放弃的原因，张仔即使走过了戒毒的过程，即使也进入社会了，也可能走上阿力的道路。龙哥因此一直在琢磨自己的经历，看能否对比出，阿力到底缺少了什么？因为本质上，他们都是一样的人。
龙哥也是在这个戒毒园里完成“新生”过程的。到这个教会前，龙哥尝试了各种戒毒的方法。“戒毒是容易的，几天就过去了，但是戒掉过去生活和毒品的心瘾是最难的，特别是那些曾经很辉煌过的帮派老大，总需要靠吸毒来回味旧日荣光。到这个教会来，其实是我给自己最好的一次机会，我想，如果连这次就搭救不了自己，那就别救了，该怎么死了就怎么死。”
这个地方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龙哥觉得是彼此经历相同的温暖，还有互相理解的支持。“我记得一次毒瘾犯了，脑子一片恍__惚的时候，他看到身边是一群和他同样刺青满身的人，在清理他刚才的呕吐物，还有几个一直靠在他身边，反复告诉他，他们理解我现在的感受，因为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的人。”
“我那时候明白这个地方有什么我需要的东西了，那就是别人真正的爱，和真正能理解到你的那种支持。要和毒瘾、和过去三十多年的生活决裂，靠一个人真的不行。”
事实上，这正是郑牧师精心构建的链条。“我们每次帮助一个人走出来了，就会邀请他们留下来，帮助类似的人”，通过戒毒期间的辅导，和社会磨合“放养”时期的分享会，让他们“彼此相互搭救”。
然而这也是条危险的链条，“这就像站在悬崖边，死命拽那些往下掉的弟兄，一不小心，自己也可能跟着下去”。“教会里就有义工，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因为某些事情的受挫，就复吸了，不敢告诉家人、不敢告诉教会，又不好意思回到黑社会，毕竟前几天他还整天做宣导了。走投无路，于是就自杀了。”
龙哥突然记起，当自己完成整个过程，又在社会中从一个清洗厕所的清洁工，做到一个公司的部门领导时，郑牧师便极力邀请龙哥过来帮忙，当时郑牧师说，之所以找到龙哥是因为“你内心很强大的自我力量”。
是什么构成自己内心强大的力量？那个下午龙哥不断问自己，才恍然大悟，或许是母亲逝世时，自己对无法挽回的遗憾的刻骨铭心，让他因痛彻心底而有了格外坚定的力量。那一刻龙哥也才明白，自己终究是个幸运的人，其实命运还是用伤痕的方式，给自己留下了能得以幸存下来的内心绳索。
尾声
郑牧师邀请我参加星期天举办的礼拜活动。活动是三点开始的，郑牧师早早地站在门口，焦急地等一个个鱼贯而入的人。他们大都背上刺青、身材健硕，残留着当年的痕迹。郑牧师只要还没看到谁，就追着着急问，他去哪里了啊？没事吧？是找工作的问题？和家人吵了？然后拉着龙哥商量，是否一起去他家看看。
等人聚齐了，音乐开始响起，郑牧师还在焦急不安地一次次巡视，心里清点着到底多少个人、因为什么原因没来。事实上每周这个时候，郑牧师最为紧张，那就像是揭开谜底的时刻，“我很怕谁又掉队了，他们可能会在各个环节上、因为各种原因掉了，一掉队，很多就回不来了”。
按照一贯的程序，首先是集体祈祷唱颂歌，然后会是分享会。音乐声一响，这些黑社会成员们整齐地站了起来，跟着旋律大声地歌唱，唱到激动处，许多人向上纷纷伸开双手，似乎在迎接上帝的眷顾。还有的人唱到情绪无法控制，失声哽咽。他们回想到什么：失去的亲人？遇到的冷漠？无法弥补的遗憾？他们的哭是喜或悲？
身旁站着的那个身材矮小的郑牧师，此时低着头，皱着眉，轻声在祈祷着。他应该算清楚了，今天有多少人没来，关于这群人的可能命运，又一次次缠绕着他的思绪。
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他担心这次没回来的那几个人，是否有人，可能选择和阿力一样的路。
“愿主护佑，这所有卑微的魂灵。”唱完颂歌，郑牧师这么祈祷。[/font][/siz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