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按：按照诺曼·欧勒《闪电战：纳粹德国嗑药史》一书所披露的，整个德国从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走上了“毒品大国”之路，第三帝国只是在这条路上变本加厉，配合战争让毒品成为全民药物，最后，整个国家都陷入了迷幻状态。
为何会这样？原因有很多。但有一条我们不能忽略掉，那就是：现在很多被我们称作“毒品”的药物，一开始被发明出来的时候往往都是为了止痛（可参看利维坦之前推送过的《海洛因可卡因入药史》一文）。什么人最需要止痛？特定时期来说，战场上的士兵无疑是最需要止痛的人群。
当然，除了军队，全民嗑药的盛况多少也和一战德国战败有关：在天然资源不如其他国家的情况下，德国如何快速崛起？上世纪20年代，正如欧勒所说的“化学的黄金年代”——德国98%的海洛因销往了国外，而当时德国的几个知名药厂，比如默克（Merck）、勃林格殷格翰（Boehringer）和基诺（Knoll），生产可卡因产量占全球的八成之多。
虽然希特勒为自己精心打造了禁毒的公众形象，但实际上，纳粹德国却在小小的“勇气”药片帮助下，如疾风暴雨般席卷了整个欧洲。这种所谓的“勇气”药片正是火遍全德国的“柏飞丁”（Pervitin）——其实就是纯冰毒（甲基苯丙胺）。
1943年，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会面
1943年夏天，希特勒马上就要和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会面，但他的身体却很不配合，觉得非常不舒服。
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这次轴心国的会面。为此，希特勒的私人医生给他注射了一种名为“优可达”（Eukodal）的药物。你可以把这种药看作是氧可酮和可卡因的结合体。
“优可达”（Eukodal）：氧可酮和可卡因的结合体
医生这样做，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希特勒很容易对某种东西上瘾，并且拒绝戒除这些东西。但这一次注射似乎是无奈之下的必然选择：当时，希特勒的暴力倾向极其强烈，同时出现了痉挛性便秘（译注：属于功能性便秘，是由于结肠运动过于强烈，引起结肠痉挛，肠腔过于狭窄，使大便无法通过而致的便秘，又称为肠道易激综合征，其特点是便秘和腹·泻交替，或者是长期腹泻），而且拒绝和任何人说话。
第一次注射后没多久，“重获活力”的希特勒就不顾医生的反对，要求再次注射优可达。这一次，他觉得自己几乎年轻了20岁，像个正值青春的战士一样带着满满的热情出席了会面。
据记载，在这次和墨索里尼的会面中，希特勒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了好几个小时。墨索里尼只能静静地坐在一边，按着背，用手帕轻拭前额，叹着气。其实他这次来是希望能说服希特勒，让意大利退出这场战争。但他始终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希特勒几乎日日嗑药，这次会面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片段。他服用的药物有巴比妥酸盐（中枢神经系统镇静剂）、公牛精液、睾丸素、鸦片制剂和兴奋剂——包括柏飞丁这种用冰毒制成的“勇气”之药。
希特勒并不是唯一一个服用柏飞丁的人。那一时期的德国，从前线士兵到后方的家庭主妇，几乎每个人都在服用柏飞丁，就跟吃糖似的。
在德国，大范围嗑药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在上一代，德国就深陷在大规模嗑药的困境之中——直到希特勒掌权，发起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一切才风平浪静下来。等到希特勒自己也倒戈变成瘾君子，同样的命运再次降临在无数德国人身上。
二战开始，德国士兵在柏飞丁的助力下征服了欧洲大部分领土。但最终这一胜利还是化为虚无——到二战结束时，自大的德国人无视战败的事实，此时士兵需服用柏飞丁度日。
《闪电战：纳粹德国嗑药史》，诺曼·欧勒（Norman Ohler）
2016年10月，诺曼·欧勒（Norman Ohler）出版了《闪电战：纳粹德国嗑药史》（Blitzed: Drugs in Nazi Germany）一书，探讨了嗑药在第三帝国兴衰中扮演的角色——势不可挡、不容忽视。
德国血脉之毒
1924年，嗑药客在柏林街头购买可卡因。图片来源：格奥尔·帕尔（Georg Pahl）/德国联邦档案馆
希特勒利用极端的禁毒纲领掌控了第三帝国，随后，也是他引领帝国走进了一个全民嗑药的时代。
这一纲领建立在全面反对当前体制的政治话语之上。希特勒将1919-1933年期间的德国政权称作魏玛共和国，这一时期的德国经济依赖制药业的发展——尤其是可卡因和海洛因。
192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迫使魏玛共和国签署了《国际鸦片公约》（International Opium Convention），而在一年之前，1928年，仅是柏林的鸦片产量就多达200吨——希望这一数据能让你对德国经济依赖制药的程度有些概念。
欧勒表示，事实上，1925-1930年间，德国生产的吗啡占世界产量的40%（可卡因的份额也差不多）。总的来说，虽然德国经济遭受了一战的严重摧残，魏玛共和国仍然是世界级的大毒贩。
1927年，德国电影海报警示人们可卡因、鸦片和吗啡的危害。图片来源：Pinterest
一开始，希特勒不嗑药也不喝酒。因为不喜欢咖啡因，他连咖啡都不喝。他也不服用任何药物。据记载，一战结束时，希特勒将一包烟丢进河里，从此就再没有抽过烟。
1933年，希特勒和纳粹执掌德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宣扬希特勒的“无毒哲学”。不过后来，纳粹叫停了这项工作。对于处在希特勒崛起时的德国，德国作家克劳斯·曼（Klaus Mann）这样写道：“柏林的夜啊，少年，哦少年！这是前所未有的崭新世界！过去，我们有伟大的军队，现在，我们有更多的新玩意！”
纳粹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把禁毒和他们标志性的“排除异己”结合在一起——指控那些有犹太血统的人在德国背后捅刀子。
纳粹利用各种宣传活动，宣称吸毒成瘾的人是应该被征服、被控制的群体，要用严厉的法律制裁他们——1933年，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的首批法律之一就允许将瘾君子关押两年，时间还可无限延长——德国还设立了新的秘密警察部门开展禁毒运动。
《毒蘑菇》（The Poisonous Mushroom）中的一幅插图，也收录于《闪电战》一书中。图片来源：厄恩斯特·希默（Ernst Hiemer）
此时纳粹已不再要求对使用毒品保密，反而要求医生给所有人开处方的时候，其中的毒品剂量至少要能维持两周。然后，纳粹让通过了种族测试的人立即停药。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被收押送进集中营。累犯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从表面上来看，纳粹的这场运动声势浩大，避免了人们对嗑药产生依赖性，仿佛是纳粹一手打造的奇迹。当然，这场奇迹只持续到了希特勒第一次尝试冰毒的时候。
沦为伪君子的希特勒
希特勒的私人医生西奥多·莫雷尔（左二）为希特勒介绍了很多种有害的药物
1936年，纳粹党的官方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染上了严重的淋病。他是希特勒的朋友，曾把自己的助手、情人爱娃·布劳恩（Eva Braun）介绍给了希特勒。为了治疗霍夫曼的淋病，他们请来了德国最谨慎的医生：西奥多·莫雷尔（Theodor Morell）。他以注射维生素和能量剂闻名，正是柏林名流需要的那种医生。
莫雷尔成功治愈了霍夫曼。为表感激，霍夫曼便邀请莫雷尔到他家用餐。这实在只是一次偶然——那一晚，希特勒也决定去霍夫曼家里吃饭。在餐桌上，希特勒偶然提到自己多年来饱受肠胃病的折磨。没有人会眼睁睁放过向上爬的大好机会，莫雷尔也不例外：他表示自己可以给希特勒看次病。
希特勒接受了他的提议，并私下告诉他，自己痛得厉害，几乎动弹不得。在如此动荡的局势之下，这样的身体实在无力领导苦苦挣扎的德国。听了这话，莫雷尔知道希特勒需要的是什么。
“Mutaflor”胶囊
他让希特勒服用一种称为“Mutaflor”的胶囊，里面是有益健康的肠道菌。这在当时还是一种实验疗法，如今我们仍在使用这种疗法。这种胶囊大大缓解了希特勒的胃痛和胃胀气的问题，于是希特勒指定莫雷尔做了自己的私人医生。
自此，莫雷尔几乎在希特勒身边形影不离。后来，他每天要给希特勒注射好几次，注射物从葡萄糖溶液到维他命不一而足，都是为了缓解希特勒的慢性病痛。
1943年，希特勒和艾伯特·施佩尔会面。图片来源：海因里希·霍夫曼/德国联邦档案馆
虽然莫雷尔一开始取得了这些成功，但有证据显示，成为希特勒的宠臣之后，莫雷尔就没有之前那么小心谨慎了。战争军备生产部部长艾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也这样认为。他在后来的自传中将莫雷尔称作“江湖医生”：
“1936年，我的血液循环不畅，胃也有些不适......我就打电话给莫雷尔的私人办公室。简单检查之后，莫雷尔就给我开了药，其中包括他提取的肠道菌、葡萄糖、维他命和一些激素片剂。出于安全考虑，我后来又接受了伯格曼教授的全身检查。他是柏林大学的内科专家。他告诉我，我的身体没什么问题，只是因为工作过度有些焦虑。我听了伯格曼教授的话，尽可能放慢了自己的工作节奏，发现这些症状真的有所减轻。为了不让希特勒生气，我只能假装自己遵循莫雷尔的医嘱，在吃那些药。等到我的身体好转之后，我却成了莫雷尔彰显医术的成功案例。”
此外还有人断言，莫雷尔完全是个骗子。
申克（Ernst-Günther Schenck）是德国纳粹党卫队的一名军医，他后来写了一本书，认为希特勒患有帕金森综合症。他想办法拿到了莫雷尔每天早上给希特勒注射的东西，作了实验测试。结果发现，莫雷尔给希特勒注射的是冰毒，怪不得希特勒总是觉得用药不够。
但冰毒并不是莫雷尔用在希特勒身上唯一的药：他给了希特勒一份长长的药物清单，清单上包括咖啡因、可卡因（治疗嗓子发炎）和吗啡——战前希特勒长年依赖的所有药物都在这份清单上。其中最不容忽视的就是柏飞丁——冰毒（甲基苯丙胺）。
柏飞丁和冰毒助力下的“伟大”德国精神
在柏飞丁的帮助下，德国军队熬过了很多个艰难的夜晚，但柏飞丁也是有成本的。柏飞丁俗称“装甲车巧克力”（panzerschokolade）、“箱装巧克力”（tank chocolate）。生产者仿制了苏打水的包装方式，在市场上成箱出售柏飞丁。
泰姆勒是一家德国制药公司，1937年申请了柏飞丁的专利。部分宣扬纳粹主义的德国人看中了柏飞丁的药效。
泰姆勒委托柏林最成功的一家公关机构，以刚刚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巨大成功的可口可乐公司为范本，为柏飞丁制定市场计划。
1938年，柏飞丁的广告海报遍布柏林，从车站柱子到巴士到处都是。泰姆勒的公关活动给柏林的所有医生都寄去了一份柏飞丁的样品，希望医生们能够作为先驱，将柏飞丁介绍给普通大众。
德国人只着眼于柏飞丁提供的能量，却忽视了它的副作用。对于一战失败后首次重建，即将发动二战的德国来说，迫切需要的正是能量。不努力工作，就等于不爱国。其他药物不能提供能量，柏飞丁可以。而且柏飞丁还比咖啡便宜！
国防军是二战期间德国的联合武装力量。1939年，纳粹首次入侵波兰，国防军第一次尝到了甲基苯丙胺的力量和甜头。
整个军队对柏飞丁着了迷——他们的指挥官也不例外，洋洋洒洒地写了报告宣扬柏飞丁的“卓越”药效。在欧勒的书中就提到了这样一份药物使用报告：
“每个士兵都训练有素，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他们的身体里充斥着轻微的欣快感，他们对行动的渴望在不断膨胀。这种药物给了士兵们精神激励，效果显著持久，无一例外。服用四片柏飞丁后会产生双重视觉，能看到更多的颜色。”
另一份报告写道：“服药后饥饿感减少。最显著的药效是服药者出现了对工作的渴望。作用非常明显，不可能是基于想象，一定是真的。”
柏飞丁帮助前线士兵平安熬过了那些艰难的日子——睡眠少，大量创伤，胃部空空，还要在暴力强制下服从命令——柏飞丁提供的帮助比其他任何东西都多。
当然，把几百万会上瘾的药片分给士兵也有不好的后果：上瘾是个大问题。仅是1940年四五月份，输送给陆军和空军的柏飞丁和类似药物就多达3500万份。前线士兵甚至写信回家，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柏飞丁。从将军到下属，从步兵队长到普通士兵，每个人都对冰毒上瘾了。
一位陆军中校受命负责装甲车部队，他在一份报告中言词明确地描写了这场大规模的嗑药：
“行动开始之前，运来的柏飞丁就被分给所有的军官。分到药物的连长把一部分留下自用，另一部分分给自己麾下的士兵，并明确告诉他们，这种药能让他们在行动中保持清醒。上面还下达了明确的命令，要求装甲车部队必须服用柏飞丁。”
这位中校也曾在战役中服用过柏飞丁，“4周时间里，每天2次，每次1片”。在报告中，他提到了自己服药后心脏痛的问题，并明确说明在服用柏飞丁之前，他的血液循环还是非常正常的。
这一不祥之兆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41年，纳粹德国健康部的领导利奥·康蒂（Leo Conti）最终掌握了充分证据，认定柏飞丁应该受《德意志鸦片管理法》制约，并正式声称柏飞丁是一种非法毒品。
第三帝国健康部的高层官员也相信——他们在信中写道——德国，“整个国家都沉迷于嗑药”，柏飞丁“令人不安的后效完全抹去了药物使用后取得的成功......柏飞丁耐药性开始出现，这足以让所有德国人瘫痪......想利用柏飞丁消除疲劳的人都知道，这种药会破坏精神状态，令肢体机能慢慢衰退，最终完全衰竭”。
甲基苯丙胺对人体的长期作用是灾难性的。上瘾很可能会吞噬所有的服用者。一旦上瘾，就会产生以下反应：萎靡不振、幻觉、严重脱水和持续的恶心。
纳粹的医生都心知肚明：短期的休息并不能让这些副作用消失。但除此之外，他们也束手无策，别无他法。士兵们要么死于心力衰竭，要么死于自杀，要么死于精神疲劳导致的军事错误——服用过柏飞丁的人总是难逃一死。
康蒂想要严格控制药物依赖的努力都化作了泡影。德国民众几乎都没有停止服用柏飞丁，更别说军队了，当时德国军队即将入侵俄罗斯，正是急需柏飞丁的紧要关头。事实上，1941年的此类药物使用量有所增加，并没有减少。
希特勒依赖莫雷尔是为了生存，德国依赖柏飞丁也是为了生存。后来，德国人开始直接服用冰毒，认为它的药效更加持久，完全没有意识到毒品的危害。战争还在继续，纳粹再也没能重新掌控柏飞丁，更没能在它的帮助下征服全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