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社会还让不让我们活啊？”
东珍人权教育中心降低危害项目经理王文接到一个女孩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那头哭诉因为过去吸毒而被强制尿检的遭遇。
“在火车站检票口被警察”带去强制尿检，到火车上他们又来找我，出站口还有几个警察又在那等我。”女孩当时恨不得钻进地洞，因为这趟旅程有家人随行。
类似的遭遇让王文感同身受。2012年6月，王文回云南结婚，他在昆明火车站也碰到过这样的尿检和盘问。“只要使用身份证，无论在什么地方，当地辖区派出所的警察就会在第一时间赶来，请你就地尿检。”王文说，更恼人的是，警察的出现总要引起群众围观，现场甚至还伴有暴力、辱骂。
王文曾吸食毒品十五年，现在他早已解除毒瘾多年，并一直从事降低毒品伤害的社会工作，目前所在的东珍人权教育中心，是一个专注于公共卫生领域的NGO组织。不过，像他这样戒毒几年甚至十年以上的人，依然会面临尿检的尴尬。
王文并不忌讳谈及过往的吸毒经历，但他害怕因此背负“吸毒人员”的身份，饱受歧视。医学证明吸毒是药物成瘾的一种，属于慢性复发性脑疾病，他更乐意接受“药物成瘾者”这一称呼。目前，中国药物成瘾者数量众多，据公安部统计，截止，2013年3月底，全国累计登记吸毒人员已达213.48万。
2012年3月，王文开始尝试利用社交媒体和博客、QQ等方式，对药物成瘾人群开展法律和人权教育，他在网上发起成立中国戒毒者联盟，近千名药物成瘾者在这个平台上交流戒毒后的生活、就业等信息。
王文发现，身处社会边缘的这一群体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绝大多数药物成瘾者缺乏就业机会，并被排除在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之外。
尽管中国高层近年来在多种场合宣称要帮助戒毒人员回归社会，但2013年11月由“中国艾滋病工作民间组织全国（工作网络）联席会议”发布的《中国药物成瘾人群法律和人权观察》称，目前数百万药物成瘾者在中国不仅受到严厉管制，而且遭到社会广泛歧视，他们的生活陷入窘迫和无助。
生活在动态管控之下
王文关注的药物成瘾者在公安部门内部网站登记为“吸毒人员”，凡有涉毒经历并被警方处理过的人，其身份信息都被采录在一个名为“吸毒人员动态管控机制”（以下简称动态管控）的系统里，警方对其实施动态跟踪。
公安部门在宾馆、机场、码头、火车站等地安置身份识别终端设备，当身份证接触这些终端设备，其过往的药物成瘾信息会在距离最近的的公安机关计算机上显示，辖区警察则立即赶往现场，对药物成瘾者进行强制检测。
这一系统对打击毒品犯罪卓有成效，但对那些戒断毒瘾的人却苦不堪言。王文说，他们在外地使用身份证的时候，就会 被当地公安机关传唤并要求尿检。“这对戒毒人员的心理伤害很大。”王文说，不论戒断时间多长，总会有警察上门提醒他们。
内地《禁毒法》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对涉嫌吸毒的人员进行必要的检测，被检测人员应当予以配合；对拒绝接受检测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或者其派出机构负责人批准，可以强制检测。
但实践中，“涉嫌吸毒”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只要曾经吸食过毒品的人，他们在就业、旅行、住宿、出入境等场合往往遭遇警察当众对其进行强制检测的要求。有时候，公安机关还会找上门，不由分说对药物成瘾者进行检测。
回想以往的历次尿检，高强苦不堪言。2007年12月，他刚从戒毒所出来三天，就被警察用手铐带到派出所，强行做尿检。时隔不久，高强和朋友逛街时又被警察用一辆面包车带到派出所。此后，高强在外出工作的途中多次遭遇尿检的尴尬。
无休止的强制尿检让高强几近崩溃，“我不管去政府部门办什么事，都会面临尿检。”他说，为办理户口和身份证，派出所要求尿检，申请低保，民政部门也要求尿检。
许多药物成瘾者抱怨，强制尿检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甚至破坏婚姻和家庭，还可能丢掉工作。
根据中国公安部发布的《2012年中国禁毒报告》，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发现登记吸毒人员将近180万人。实际在这部分药物成瘾者中，已有很多人戒断了毒瘾，但因过往吸毒史让他们饱受歧视，也成为他们回归社会最大的障碍。
“公安机关僵化地运行动态管控系统，导致许多戒断成功的过往药物成瘾者人身权益受到侵犯。”王文称，动态管控系统内的成瘾者信息有时出现身份证号错误或与他人重号的问题，导致一些完全没有吸毒史的人被错误认定为药物成瘾者。
2010年云南多家民间组织和专家、学者联名提交了一份关于吸毒人员动态管控的建议书，建议指出，动态管控对戒毒成功人员的正常生活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使其难以顺利回归社会。
专家认为，应进一步完善动态管控系统，建立一套可操作的评价戒毒康复人员的考核机制和考核细则，从而建立成功戒断吸毒人员退出动态管控系统的退出机制。
2011年6月22日，国务院颁布的《戒毒条例》第七条规定，对戒毒3年未复吸的人员，不再实行动态管控。然而，戒断3年未复吸人员脱离动态管控机制的具体操作办法至今没有颁布，该条实际并没有得到执行。
就业无出路，生活无保障
汤贤礼戒除毒瘾已10年，他现在是北京爱之行研究所昆明办公室的一名社群联络员。
爱之行是一家在内地各地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民间组织，同时为吸毒成瘾者提供法律援助和政策咨询服务。这些年，汤贤礼一直在成瘾者人群中开展同伴教育，帮助更多的人摆脱对毒品的依赖。
汤格外珍惜目前的这份工作。此前，汤在一家酒店当厨师，但沾染毒品后便彻底丢掉了工作。酒店认为“瘾君子”手脚不干净，汤也自叹技不如人。自2003年从戒毒所出来后，他就频繁地换工作。做过炒板栗的小生意，惨淡经营一年多便关门了；去过保险公司，还做过销售。最后，他在街道办事处做了一名禁毒社工，尽管每月只有八九百元，这是当地最低的基本工资，但解决了温饱问题。
“像我们这样的人找份工作太难了。” 汤感叹药物成瘾者在就业道路上面临的艰难处境。现实中，很多企业和用人单位都拒绝录用有过过往药物成瘾的人，有些人幸运的找到了工作，但他们害怕过去吸毒的经历被单位知道，随时可能失去工作。
由于长期吸食毒品，成瘾者大多体质弱，身患各种疾病，用人单位又顾虑其违法犯罪记录，往往不愿录用。许多成瘾者文化水平偏低，对于就业上岗所需的职业技能普遍缺失，也不被用人单位认可。许多药物成瘾者离开戒毒所即面临失业的窘境。
“他们大部分靠父母的退休金或兄弟姐妹接济维持生活，几乎没有经济收入。”王文称，整个药物成瘾人群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他们干不了重体力活，也没有一技之长，很多戒毒人员想自食其力，可残酷的现实是他们就业无门。“就连保安这样的活，人家也不愿意让你来干。”
最近几年，一些药物成瘾者草根组织相继涌现，一部分成瘾者成为志愿者，依靠微博的收入生存。但随着全球基金等援助项目资金退出中国，这些草根组织面临资金断链的风险，很多药物成瘾者将无法参与到降低毒品伤害控制的社会工作中来，这让汤贤礼隐隐感到不安。
根据《禁毒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县级人民政府劳动行政部门对无职业且缺乏就业能力的戒毒人员，应当提供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和就业援助。
一些民间组织呼吁政府施以援手，为药物成瘾者这一特殊群体提供劳动生产岗位，帮助他们自食其力，以消除对毒品的依赖。
各地近年也开始积极探索社区戒毒康复这一新路径。其中，贵州省遵义市打造“阳光工程”，兴建一批品牌企业和社区康复就业安置基地，使这些药物成瘾者能就业，有收入，生活有保障。广西的“启航工程”则提出各社区戒毒人员就业安置率在2013年达到50%以上，2014年要达到70%以上的目标。
但从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这种社区安置帮教工作流于形式，扶持政策可操作性低，许多药物成瘾者生活无保障，就业无出路，继而复吸毒品。
2012年初，高强在家乡云南省开远市建立了成瘾者社群咨询工作室，他希望为那些生活困难的成瘾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两年来，数百成瘾者找上门来，他们咨询生活中遇到的财产纠纷或寻求解决家庭困难的办法。“更多的人是来问如何申请低保的。”高强说，在实际生活中，药物成瘾者在社会救助福利中普遍遭遇歧视，甚至连累整个家庭。
西北政法大学禁毒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褚宸舸在《2012年中国毒品成瘾者权利保障研究报告》中指出，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在规范性文件中明确，禁止因吸毒致贫者获得最低生活保障或医疗救助。一些地区还规定，如果贫困家庭有一人是药物成瘾者，整个家庭都不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这使得绝大多数药物成瘾者被排除在社会保障范围之外，“你们连毒品都吸得起，还申请什么低保？”高强申请低保时不止一次得到这样反问式的答复。
“对药物成瘾者给予适当的经济支持与援助可促使他们更好的回归社会，不能因为他们身份特殊，而不能享受低保的政策。” 褚宸舸认为，目前应对各省有关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救助的文件进行一次全面的调查研究，检讨和清理当地出台的对戒毒人员享受社会保障有歧视性的文件。
然而，目前各地政策相互抵牾，出于公正的需要，在低保初审、审核、审批三个步骤都要进行发榜公示，公示可能泄露成瘾者吸毒的个人隐私，这反而加重了对药物成瘾者的社会歧视。现实中，很多药物成瘾者不敢提及低保申请。
重返社会艰难
“他们渴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长宁社工站站长朱玲说，因为吸过毒，很多药物成瘾者实际很难融入社会，他们也想做一个普通人。但在别人看来，他们身上有永远抹不掉的污点，有的甚至连家人都冷漠以对。
大多数药物成瘾者回归社会以后难于适应，失业导致精神压抑而苦闷，处于隐形复吸与失控的状态中，如何帮助他们建立回归正常生活的通道，成为朱玲工作的重心。
近年来，药物成瘾者这一群体引发国内专家的关注，中国政府领导也多次强调，对药物成瘾者的偏见和歧视逐步转变到对其尊重同情、鼓励帮助其摆脱毒瘾。2010年11月，时任国务院总理到西昌市戒毒康复中心看望戒毒人员时，就曾公开表态称他们为“特殊的病人”。
褚宸舸呼吁社会广泛参与药物成瘾者权利的保障，是的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能及时得到就业帮助，免除歧视和排斥。
他建议地方政府采用购买服务项目的方式，发展培育民间的社会工作者组织。即政府通过招标等公开方式，向社会工作者组织购买服务，建立起政府、专业性社工机构和服务对象三者的互动模式。
比如，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作为一家非营利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上海社区药物成瘾者提供综合社会服务。为帮助他们更好地从监所过渡到社会，减轻他们重返社会时的不适和痛苦，社工们提前为药物成瘾者提供介入服务。
这些服务包括个别辅导、家庭辅导、协助就业就学、提供技能培训等，自强社会服务总社同时还拓展多元化的康复服务，打造家庭联谊会、亲子平行小组、同伴辅导、新生会就业基地等。
朱玲认为，就业能帮助药物成瘾者成功返回社会。他们会推荐部分药物成瘾者去社区担任一些公益性工作，比如小区门卫、看车位之类的工作以维持生计。为了解决成瘾者就业困难等问题，他们还尝试与更多企业合作，拓展就业基地。
宝山社工站的“新生会”与上海仙客来保洁公司合作成立就业基地，在提供心理社会服务的同时又解决就业问题。长宁社工站服务的药物成瘾者人群也多半找到了工作，朱玲很欣慰，社工站推荐的药物成瘾者很少走回头路。
目前上海、广东等地区通过建立这种专业的禁毒社工队伍来开展社区戒毒工作。褚宸舸认为，吸毒人群成功戒毒与回归社会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政府应尽快把培育、孵化较多社会工作者组织、民间社团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但时下这一社区戒毒模式有赖于强有力的经费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支持，恐难以在全国大多数地区推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