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平安福 于 2017-9-17 07:58 编辑
在记者接触到的农村吸毒者中，每个人都进出戒毒所多次，虽然他们在戒毒所里可以两年不吸毒，但出来后不久很快就会又开始吸毒，然后再被抓进戒毒所，再放出，再吸毒，无限循环。
■因为吸过毒，从戒毒所出来的他们并不被周围的社会所认同，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很想融入社会，做一个普通人，过正常人的生活，但在别人看来，他们的身上有永远洗不去的污点。
■问题长期存在，社会往往对这群农村吸毒者熟视无睹，离开戒毒所后任其自生自灭。其实，戒毒不仅仅是戒毒所的事情，如何帮助他们建立回归正常生活的通道才是问题的关键。
近段时间以来，一群来自粤西的农村吸毒朋友向南方日报报料，反映他们的生活极其艰难，已经走投无路，希望政府和社会能帮助他们真正走上新生，而不是再进戒毒所。
日报记者近日走进“吸毒犯”的生活，与农村吸毒朋友零距离接触，调查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现状。
记者发现，他们在社会上被人遗忘，人人都见而避之，在哪里都被贴上“坏人”的标签，只要发生什么坏事，他们是最先被怀疑的对象。找工作被拒绝，上网时不时会有人来检查，日子过一天算一天。
当初，他们中的有些人只是一时兴起，有些人是受人引诱，还有部分人完全就不知道毒品是什么东西，他们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走上了吸毒的道路，他们是受人唾弃的农村“吸毒犯”。
走上不归路
最严重的时候，他瘦到只有78斤。因为吸毒过量，他经常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有时我自己都以为自己死了”
今年42岁的李元升家住高州石鼓镇，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曾是镇上有名的“大哥”，用他身边朋友的话来说，“李元升抖一抖，石鼓镇就要震三震”。
1992年，镇上的年轻人开始兴起吸食海洛因，作为“大哥”的李元升自然也免不了被拉入伙。他向记者回忆，“那会儿我们一边赌钱，一边吸毒，根本就没把它当回事，从来也没意识到有这么大的危害。”在他们看来，吸毒是一种“时尚”，根本没人懂得毒品的危害。
最严重的时候，他瘦到只有78斤。因为吸毒过量，他经常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有时我自己都以为自己死了”。
1999年，从李元升第一次被抓进戒毒所开始，他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戒毒所度过的，直到今年8月12日，他才第五次从戒毒所出来。李元升说，现在镇上大概还有二三十个吸毒者，而原来常在一起吸毒的朋友圈子里，有四五个已经死了。
同在石鼓镇的张志强以前是发廊老板，因为他乐观开朗，喜欢交朋友，所以生意也一天比一天红火，腰包也渐渐鼓了起来。
但就是他那渐鼓的腰包，招来了让他后悔一辈子的祸害。因为看到他比较有钱，一些从珠三角打工回来的吸毒者就把他当成目标，慢慢接近他，在尝试了第一次吸毒后，他就成为吸毒者的“金主”。“一天花几百乃至几千块都很正常，我经常一个人请几十个人吸毒”，他向记者这样描述当年的情景。
据张志强自己说，他一共去了戒毒所三四次，但李元升告诉记者：“他至少都进去六七次了，和我一样，都是镇上出名的老白粉仔。”等他去年春节从戒毒所出来时，他的父母都已去世一年多。
35岁的赖俊已经有15年的吸毒史了，刚从戒毒所出来不到一个月。目前还在吸食冰毒。
20岁那年，一个朋友给了他一些毒品，他说：“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别人说好玩，我就跟着一起吸了。”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离开过毒品，有一次，为了向家里人要钱吸毒，当着父亲的面，他砍掉了自己左手的小指。
因为吸毒，他身体也逐渐垮掉，才35岁的他，现在视力和听力已经很不行了，和记者聊天，有时候记者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他才听得清。他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死了，或许死了还好过些。”
他也多次被抓去强制戒毒，反反复复折腾了五六次，在戒毒所里待了7年后，他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
因为长年吸毒或者待在戒毒所，很多吸毒者的家庭早已支离破碎，上不能为父母尽孝道，下不能教育好孩子，自己也留不住另一半。
今年8月初，家住高州市石仔岭街道的宋平第二次从戒毒所里走出来，然而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妻子要求他去离婚的电话。妻子在他进戒毒所前就已经离开家，留下两个还在读幼儿园的孩子给他父母。
躲不掉的轮回
在强压的生活下，很多吸毒者躲不过如宿命般的轮回，一次次从戒毒所出来，再一次次进去
在记者接触到的吸毒者里，每个人都进出戒毒所很多次，虽然他们在戒毒所里可以两年不吸毒，但出来后不久很快就会复吸，然后再被抓进戒毒所，再放出来，再吸毒，如此循环下去。
横亘在吸毒者戒毒面前的难题并不在生理上，而是在心理上，仅靠药物治疗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据吸毒者介绍，进入戒毒所后，关几天就没事了，并不需要吃什么药，因为在里面根本拿不到毒品，所以也就没有那个念头。
宋平告诉记者：“只要不是在戒毒所，关在哪里都没用，因为心里总是会想着法子逃出去，出去就有毒品。”他曾经因为吸毒而被父母锁在房间里，他硬是徒手将铁窗撬开，跑出去找毒品。
赖俊也对记者说过，只要一进戒毒所，自己的心就会突然安静下来，什么都不想。但一从戒毒所出来，就如野马脱缰，意识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有时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去吸毒了。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这种“心瘾”的症结还是在于吸毒者周围的社会环境。
因为吸过毒，从戒毒所出来的他们并不被周围的社会所认同，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很想融入社会，做一个普通人，过正常人的生活，但在别人看来，他们的身上有永远洗不去的污点。
赖俊向记者坦言，最初，他也曾待在家里，有时也会找邻居聊聊天，但是邻居对他另眼相看，话语间总带着不屑，时间久了他也不去找邻居了，“我也想过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们都躲着我，不愿意和我说话，次数多了，我也不去自讨没趣了。”
对于被人歧视的这一点，张志强也深有体会：“在社会上的那些人看来，我们都是人渣，都是垃圾，都是没用的人，经历得多了，我也就看淡了。”
要融入普通人的生活，就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是这些吸毒者往往在风华正茂时便开始吸毒，很多人都没有什么工作技能，再加上别人一看他们是吸过毒的，直接就拒绝了他们。
赖俊对记者说，他上一次从戒毒所出来就下定决心不再吸毒了，但是出来后发现自己很难找到立足之地，做什么都不会，也没人要。
他曾经到工厂里打了一个月的工，但是自己这么多年都没有干过活，没有什么技能，也就不想再去打工了。
随后的日子里，他还是过着日复一日的无聊生活，最终空虚和彷徨击垮了他的意志，他再次吸起毒来。
宋平也告诉记者，在本地很难找得到一份工作，大家都知道他是“白粉仔”，没人敢要他，而在外面，因为身份证里有他的吸毒信息，有些厂家一查也就不要他了。
解决受人歧视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过去，他们还能在大多数时候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他们在网吧上网或者住宾馆时，随时都有可能被突然赶来的警察询问一番。
宋平两次吸毒的间隙有整整十年，这十年他离开了老家，远赴东莞打工，所以也就没有再沾染毒品。去年回来仅几个月，因为整日无所事事，他又再次开始吸毒。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对于他们这些农村吸毒者，几乎没有任何的政府部门关心过他们，他们往往被当作“毒瘤”，是被严厉打击的对象，更别提什么帮助了。
高州市镇江镇派出所所长告诉记者：“把吸毒人员从自己的辖区内赶出去是我们的惯例，谁都不愿意摊上他们。”
赖俊就是因为这样才不愿意回家，当地的警察都认识他，回去就会被赶出来。宋平在东莞也曾经历过这样的情况，警察来查身份证，查完就直接告诉他：不要再出现在那里了。
在强压的生活下，很多吸毒者躲不过如宿命般的轮回，一次次从戒毒所出来，再一次次进去。
看不到未来
在他们看来，反正再怎么改变也不被社会接受，再怎么努力也洗不去身上的污点，那干脆就一路做到底
“一年半以前，我进戒毒所的时候，猪肉是10块钱一斤，等我前一段出来，猪肉已经20块钱一斤了，而我一无所有，你说怎么活？”
宋平向记者透露，一年多的戒毒生活让他身无分文，还向朋友借了4500块钱交给高州市戒毒所才得以提前出来。
在经历了多年吸毒和戒毒的折腾后，曾经年轻气盛的他们也开始变老。对于未来，很多人都不敢奢望，有些人自暴自弃，有的人过一天算一天。偶尔能有一个下定决心要干一番事出来，但没人知道他能撑多久。
去年春节时被放出来的张志强已经半年没吸毒了，他说他最近两年一直都在反思，觉得自己过去对自己的要求太低，太过放纵，随心所欲，还是应该遵守共同的法则。
虽然他的反思很深刻，但对于未来，最起码在行动上，他似乎没有太积极的表现。现在孤身一人的他住在父母留下来的房子里，靠父母生前的一些积蓄，他买了一辆摩托车，做起了“摩的”生意，但他并不是那么积极，全靠熟人关系，有人打电话叫他去他就去，没人打电话也就算了，并不上街拉客。
刚从戒毒所出来几天的李元升要幸运得多，虽然离了婚，但是妻子没有抛弃他，让他到自己开的牛杂摊上帮忙，还把他接到自己的住处安置。
他自是很珍惜这样的生活，希望能这样安安稳稳地干下去，等再过两年攒够钱，给儿子修一栋房子，让儿子有底气去找个媳妇回来。
在这个圈子里，宋平算是最有文化的了，虽然他也只是初中毕业。
他告诉记者，在戒毒所里，他们每天都做工，但都是做一些琐碎的加工工作。他说：“我们这群人基本都进过戒毒所，如果是在戒毒所里有供我们选择的技能培训，我们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生存技能，那对于我们走出轮回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他也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能少一点麻烦，希望自己吸毒的经历能得到保密，不要在找工作的时候被工厂轻易知道，希望自己上网和住宾馆时少一点警察的突击检查，希望不要再被派出所的人赶来赶去。
在他看来，目前的环境下，“我们看不到未来”。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吸毒者均为化名）
记者观察
要给农村吸毒者生存的基础
与城市吸毒者略有不同，这是一群很容易被忽视的农村吸毒者，更没有生存基础。
广东农村吸毒人数有多少，目前尚未有权威的统计。有据可查的是，仅仅在高州戒毒所，目前住着300名左右的农村吸毒者。而在粤西地区，几乎每个县都有一座同等规模的戒毒所。
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农村毒品蔓延很快，现在农村的吸毒人数和城市吸毒人数比例为1:1，并且呈现低龄化趋势。
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些吸毒者戒毒后，就散落在乡村的各个角落，成为无人关注的“毒瘤”，为了活下去，这群人可能会干出诸如抢劫、贩毒等罪恶的事情。有调查统计，粤西一些地方高达60%的农村治安案件，背后都有毒品的影子；而超过90%的吸毒者第一次走进戒毒所，也正是由于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
值得玩味的是，南方日报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这些吸毒者出戒毒所后几乎没有受到社会的关照，依然面临着很多在他们看来无法逾越的事情。
根据南方医科大学江都医院戒毒科医生石俊峰了解的情况，目前没有任何组织和部门帮助这些农村吸毒者，都是靠个人去努力走向社会，但是这样面临的困难也非常多，很多人都没能坚持下来，最后开始复吸。
广州白云自愿戒毒中心院长、香港国际戒毒研究会常务理事张希范专门去肇庆怀集县调研农村的吸毒情况，发现怀集农村的吸毒情况非常严重，在他们去的那个镇，当地的数据显示有40%的青壮年劳动力吸毒。
“在农村，一般都是采取强制戒毒的方式，但效果不是很好，心瘾难戒，按他们的话说，‘心疼得厉害’。在强制戒毒所，没有系统的医疗和心理治疗，是带有惩罚性质的一种强制行为。”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建议，从目前来说，要戒掉毒瘾，不能单靠普通的强制戒毒方式，要让他们回社区生活，让他们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地方政府也要做一个牵头人，要做好集体致富的工作，发展农村的集体经济，在资金和技术上都要尽力提供帮助，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他们一起工作。就像扶贫一样，从“输血式”救助转向“造血式”救助。
“当前，戒毒的问题不是一个政府部门或组织能够解决的，应该加强家庭、社区的戒毒合作，给吸毒者更多的关爱和尊重。条件合适的地区，还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一个正常的工作，这才是根本。”张希范建议，首先，要把他们当作病人和受害者，其次才是违法者。
“而目前，我国的社区戒毒主要停留在纸面上，全国只有深圳和上海的部分地区开展了社区戒毒。一是因为当前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跟不上，二是很多基层政府认为他们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这个模式基本不愿意去做。”
“我们承认曾经犯过错误，但也希望社会能给我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宋平在谋划着做点小生意，但他目前还没有启动资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