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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背后，是一个人所有的爱恨情仇。
想先说说我的生活里，一次对我撼动极大的抑郁症自杀。他是青年译者孙仲旭。
我们不认识，他的名字也称不上如雷贯耳，但他翻译过我热爱的塞林格、乔治·奥威尔、卡佛、奈保尔等作家的作品，算得上爱屋及乌。
另一个原因，是我的好友桥东里写的一篇悼念文。
01
我的朋友死去了
作为孙仲旭多年的挚友，桥东里在他去世后一年，才写下此文，时间间隔如此之长，就像等待余震终于平息后，我们才有安定下来回顾的能力。
这篇悼念文里，桥东里提到一个细节，像核心记忆一样，保留在我的记忆中：
“送别老孙那天，我在读致辞的时候还很平静，可当向他最后致意的时刻到来，我竟然放声大哭……耳边听到优美的乐曲，在静静地播放。刚才谁说过，那是老孙最喜欢的一首曲子。
……
这个旋律一年来一直萦绕于心头，挥之不去，想抓住又抓不住……几天前，我一如既往地塞上耳机，把脚翘在椅子上，准备在办公室眯个午觉。播了两首，我快睡着了，可就在现实和梦境的边界上，我又遇见了那个旋律，还有那一次又一次涌来的海潮声。
……
这一天是八月二十一日。后来翻看日记，发现一年前的八月二十一日，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孙的日子。
我现在经常会听它，听的时候就想老孙，想他那些在非洲海岸边独自度过的日子，透过远洋轮船狭小舱房的圆形玻璃窗，他看到的是何等壮阔的景色。
找到了葬礼上的音乐，就像一个仪式的完结点，走完了一次允许自己为朋友的自杀而悲伤的历程。弗洛伊德曾写过一篇论文《无法哀伤》，对哀伤的防御，导致了抑郁，如果允许自己哀伤，那么就不会抑郁。
从听闻朋友患抑郁症住院的震惊，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劝慰朋友的无力感，到朋友自杀后的惊诧、悲伤、虚空感的混杂，在朋友去世一年后，悲伤缓缓释放，直至释然。这是我在桥东里的文章里看到的过程。
其实，面对抑郁症也一样。正如大家所知，抑郁症并不是一种轻易能自愈的生命状态。与其说最终我们得到了一个“非抑郁”的结果，不如说，与抑郁相处的过程是最值得关注。
02
我想自救不对吗？
抑郁的信号，几乎人人都会经历。一开始可能只是身体上的，比如，食欲降低，睡多久都感觉睡不醒，周身有种沉重感，弯腰驼背的窝着，是自己最喜欢的姿势，怎么办呢？有人奉行“睡一觉什么都好了”，有人奉行“湿气重拔个罐”，有人奉行“运动解千愁”。
当你想做点什么来改善这种沉闷低迷的状态，无论有没有心理上抑郁的信号，实际上我们的心理层面都在干一件事：与所谓不好的状态做斗争，这种心态有时候会起反作用，反而让我们在抑郁情绪中越陷越深。
也许有人会说，我想通过积极来自救，来振奋，难道不好吗？当然好，前提是对自己问题和人的自愈过程的尊重。
抑郁和躁动是一对孪生兄弟，当我们感到抑郁，几乎同时会升腾起一种愿望：那就做点什么来解决它。
有时候，动起来的愿望如此强烈，促成了强迫式的行为。
表面上看，我们特别积极，实际上内心非常脆弱，对“不好”的状态愈发敏感。一旦不好的状态崭露头角，很容易有功亏一篑的感受。那么，这样的“振奋”，无法被理解为好的。
抑郁是有动力的，而不是孤立的，导致抑郁出现的原因，早已在我们的生活中埋下了伏笔。
在无数次尝试解决问题后失败，抑郁才会出现。这些尝试可能是无意识的。
比如，我想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努力多年，却还是得不到想要的社会地位，对社会标准的被动认可和无奈导致了抑郁；
比如，我很想成为团队中的意见领袖，但领导能力和表达能力是有欠缺的，再争取发言，别人都不在意我的看法，所以抑郁了；
又比如，我其实很想让父母看见真正的我，可是我愤怒的时候父母责怪我，我倾诉的时候父母却总是在给建议，所以我抑郁了。
所以，真正要斗争的，不是自己不好的状态，而是去看看这个不好的状态背后，是什么动力在促成它显现出来？
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会和自己的防御机制相遇，发现对生命里的创伤性体验，自己使用了忽视、压抑、合理化等一系列防御，好让自己能继续生活下去。
看见了，自愈就发生了。
03
香烟、酒精、药物和性爱的诱惑：
我是谁？
可是，让我们逃离问题的方式太多了，抽烟喝酒非常直接，药物是部分人的选择，性爱更是用激烈和投入，把我们短暂的带离抑郁的体验。再不济，刷刷朋友圈和公众号吧，一两个小时很快过去，然后，就先睡了吧。
伴随着抑郁情绪的发展，持续两到三周以上，我们与之斗争的动力也减弱了，开始产生无力感，这时候，心理上的体验会更明显。
情绪郁郁寡欢，很难高兴起来。过去感兴趣的事，现在兴趣寥寥，无心继续。
也就是说，在一开始，与抑郁情绪作斗争或许还管用的方法，到现在根本连去做的心都没有。
我们或许还是能哈哈大笑，但内心深处失去了生活的活力。
最核心的体验，实际上，是一种体验不到自我存在的状态。从婴儿时期开始，通过关系中不断得到的反馈，我们逐渐形成了这个称为“自己”的东西，如果我失去了去爱，去工作，去社交的动力，失去了与这些关系的连接，失去了这些关系中的反馈。
那么，我是谁？
在如此迷茫的时期，我并不反对抽烟喝酒或者性爱，但无论选择哪种方式，至少让自己保持两个觉察。
第一，这是我的选择，我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实际上，每个人都很难做到完全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这是一种意识，同时也是一种解放，让我们免于钻进完美主义的牛角尖。因为哪怕有更好的方法，但我目前只能做到这个程度，所以我如此选择。既然选择了，那么就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第二，当我做这些事时，我很明确自己在做什么。
04
“世上本没有抑郁症”
从轻度到重度，我要不要给自己挖个坑跳进去？
在网络资讯发达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找到一份标准的抑郁量表，给自己做个自评，然后对号入座到某个程度的抑郁中。
轻度：心境低落，兴趣和愉快感丧失，容易疲劳，多思多虑，自卑消极，无缘无故出现多种躯体不适。
中度：脑功能阻滞和精神运动性阻滞，患者感到自己大脑思维功能、行动功能和社会功能下降，不敢见人，人际交往发生障碍。
重度：情绪极为抑郁，已无法感知喜怒哀乐，思维动作严重迟缓，语速慢，语音低，语量少，应答迟钝，严重者可呈木僵状态。一天之内，经常不言不语，不动不吃。
且不论自测是否可靠，其实拿到这样一个描述，大部分人还是无措的。
我需要接受药物治疗吗？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哪个管用？药物治疗会不会有副作用？心理治疗又要多长时间才能治好？
确定自己是什么程度的抑郁，是为了接下来制定更好的治疗计划，无论是服药治疗，还是药物和心理咨询配合的治疗，都需要医生和治疗师的专业指导。所以，自我诊断的坑，跳了也意义不大，更会有把自己的情况固化到抑郁症里的风险。
曾奇峰老师写过一篇文章，叫《世上本没有抑郁症》，他说：
“抑郁症这个诊断对为此疾患所苦的人有两方面的影响。好的方面是，增加了确定性……坏的方面是，一顶疾病的帽子从此戴在头上……
在被诊断为抑郁症之后，所有跟这个诊断相反的自我呈现，都需要无意甚至某种程度的有意压抑，从而导致抑郁状态的迁延难愈。这就是所谓医源性疾病了。
……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抑郁症这个名称，而是其后面的人，以及这个人全部生命中的生离死别与爱恨情仇。
跟这些相比，“抑郁症”三个字太窄了，也太浅了。”
05
最后一根稻草：有自杀的念头怎么办？
有自杀的念头怎么办？
抑郁症最让人恐惧的是自杀风险，以及当一个人出现自杀念头时，哪怕是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往往也不知道怎么办。但并不是所有的抑郁程度，自杀风险都同样高。
从轻度到重度，自杀风险呈倒U型，中度抑郁的自杀风险最高。
张进在《渡过》中讲到，抑郁症患者自杀，往往会发生在从轻度向中度恶化，以及从重度向中度好转的阶段。重度患者往往大脑一片空白、体力不支，不具备自杀能力；然而，药物一旦起效，患者大脑的抑制先得以解除（有了动力），可是情绪的好转要落后一周（自杀意念还在），而自杀往往在这一阶段发生。
所以，有一些人在接受了治疗，情况有所好转后，却选择了自杀，让人错愕。
但抑郁的体验来袭时，我们经常表现得像一个顽固的孩子，别人说什么都听不进去，建议听起来就像最没有兴趣、也无法完成的任务。
如果有人来劝说，“你一定要坚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不要抑郁了，开心点”，那心门可能嘭的一声关闭，再也不对那个人打开。
如果连抑郁都很难与人交流，那么自杀的念头呢？
自杀的念头出现时，最好的方式是开放地讨论它。自杀的念头通常会让人觉得很恐惧，我们的文化也有回避谈论死的倾向，对死亡的恐惧不仅是本能，也是社会文化给我们的深刻信念。
其实，只要有怕，真正去实施自杀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而念头的本质是，如果你不被它控制，它会有一个自然的升起又消逝，如浪潮起伏的过程。所以，深信这个念头的真实性，会让我们越陷越深，被自杀的念头控制；
而相反的，用同样强烈的压抑让念头消失或者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念头虽然暂时潜伏下来，却会不断闪现。我们还是没有掌握与之相处的方法。
再者，如果能和对死亡持开放心态的人谈论自杀，那就更有效了。在我们谈及自杀的细节时，那股执行自杀的力量，也渐渐被发泄。自杀变成了一个可包容的念头，而不是控制我们的念头。
不过，生活里遇到这样的人几率并不高，特别是亲近的人，他们的担忧很可能大过对你的包容，容易否认你的自杀念头。这时候，其实我们特别需要一位心理咨询师。
还是很认同曾奇峰老师的那句话：
不要盯住“抑郁症”三个字，与之相比，我们的生命丰富多了。
乔任梁在自杀的前几天，曾经跟任泉说，我要吃一把药才能睡着，我是不是抑郁了？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病了，既忍受着抑郁情绪的折磨，又承受寻找答案的焦虑。
我总是想，如果我真的得了抑郁症，生活会有很大的变化吗？答案是，并不会。
正因为我有这样的生活，才出现了抑郁的状态，那么，心理健康的生活原则从来都没有变化过——去爱，去工作，去社交。
《我战胜了抑郁症》的作者格雷姆·考恩说，“从苦难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是获得康复的最重要的因素。”
如果意义早就丢了，让抑郁带着你把它找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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