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帖最后由 平安福 于 2017-11-4 11:15 编辑 ]\n\n[size=4][font=新宋体]
[align=center]最深的“人性恶”，就藏在你平静的生活[/align]
我们都希望生活是充满爱和善的。但似乎随便哪一天点开新闻，事实就会告诉我们绝非如此。
比如，杭州保姆纵火案中的几位受害人，是那么的无辜，却遭此噩运失去了生命；比如，近几天刚刚宣判的中国留学生李洋洁在德国被害案，让人惊悚于看似安全平和的国度里，有如此穷凶极恶的凶手……
更可怕的，是我们无法预知到这样的恶的发生，也通常没有办法为它们找到“理由”。出于对一种“公正世界”的想象，有些人会设想受害人曾做错了什么才会有之后的遭遇——这是为了维护自己心中脆弱的安全感。
所以，什么是恶？人性中本身就有恶的成分吗？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恶？许多年来，人们都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同样，在文学中，作家们也试图表现和深度剖析这一问题。
今天书评去文学中寻找人性之恶的存在和存在方式。毕竟，恶太难直面了，文学用虚构建立一道屏障，也许反倒能帮我们触及更本质的真实。
撰文 | 宫子
离经叛道，未必是邪恶
罪恶，堕落，邪性，这些主题在文学中经常出现，这类作品一反读者对经典作品“崇高优雅”的认知，转而表现人类社会的黑暗角落。但大多数以“恶”的形式所塑造的作品，都有些“色厉内荏”的感觉，尽管它们形式上的离经叛道让社会恐慌不安，仿佛一本本“罪恶教科书”，这些涉及堕落、吸毒、性交、谋杀的作品都曾遭遇过封禁，被视为伤风败俗的洪水猛兽，可实际上，它们却是假邪恶，真崇高。艺术家大刀阔斧的革新表现，让人性雕塑的切面极为丰富地展现出来。
这其中，比较经典的一本书是《猜火车》。单从生活内容来看，《猜火车》里的小伙子们几乎毫无理想可言，每天吸毒、抢劫、做爱，生活极为泥泞，有时候在卫生间的马桶里翻搅半天就为了找到掉落的毒品，晚上喝高了直接在床单上呕吐排泄，浑身屎尿——欧文·威尔士用大幅笔墨渲染这种肮脏污浊的环境，如果说凯鲁亚克的散文化语言还有浓厚诗意的话，威尔士的作品则俚语遍布，线条粗犷。
《猜火车》
他给人物依次取了“屎霸”“变态男”“卑鄙”这样的名字，整个故事也极为混乱，互相欺骗，抢劫，背叛，搞毒品，最后各自分散。从这群不良青年的故事中我们读不到任何有积极启示的东西，它看起来就是一本引诱青年堕落的教科书，大量段落读起来还会产生感官不适……但他们属于人性深处的那种邪恶吗？恐怕无论是否喜爱这本小说，人们都不会用邪恶来形容这群不良少年，读者感受到的只是一种失控的激情，打破日常秩序的放浪不羁。这种激情渲染本身就如同一针兴奋剂，让《猜火车》的众多粉丝感受着生命的强劲冲击。
欧文·威尔士的风格还是偏向现实的。相比之下，安吉拉·卡特则把黑暗与邪恶的题材发挥到极致，糅合了魔幻、潜意识、超现实、童话等元素，每一篇小说都笼罩着浓郁的黑色烟雾，读者想在其中寻觅一盏微弱的路灯，却发现那灯光明灭不定，使小说的道德氛围更加恐怖。从《焚舟纪》到《爱》，从《霍夫曼博士的魔鬼欲望机器》到《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无论长篇还是短篇，包括她收集改编的《精怪故事集》，都一改传统民间故事讲给小孩子听的定位，充斥着血腥，恐怖，粗俗。她是个会用“玻璃镖射入人的眼球”来描写阳光的哥特作家。但在黑暗与血腥之外，安吉拉·卡特的小说离真正的邪恶似乎差得很远，即使有大量阴森恐怖的段落，象征邪恶的符号，她的小说也只是一场迷幻的噩梦。合上书，万物平静。
《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
侦探小说里，邪恶的“创伤根源”
荒诞阴郁的小说虽然情节叛逆，但只是营造形式上的邪恶感，而侦探小说则追溯邪恶的创伤根源。
每个侦探小说家在刻画五花八门罪行的同时，也致力于揭示罪恶的迷雾，小说的精彩程度便取决于真相大白时二者的张力。在侦探小说中，借助心理分析，邪恶开始从形式走向精神内核。
爱尔兰小说家约翰·康奈利属于冷硬派作者，在《无耻之徒》中，他塑造了一批真正的杀人狂，几个匪徒帮助首领摩洛克越狱，接着沿路随意杀人，毫无动机，有时直接用刀砍下路边司机的头颅；最后小说依然回溯到了这些疯狂罪行的根源——摩洛克长途跋涉只是为了找一个女人复仇，其他“路障”都不重要。他在这个女人身上受到创伤，于是也把这种创伤施加给他人。
《无耻之徒》
侦探小说为我们提供一条了思考邪恶的线索：从罪恶的结果（凶杀）开始回溯，让整个故事形成完整的链条，即使侦探没有抓到最后的凶手，但必须经由回溯让故事圆满地体现。在回溯后，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罪犯都有着“创伤心理”，在没有沦为“邪恶之徒”的时候他们也是普通人。这类精神创伤来源各异，但都没有得到及时的关注与解决，而是作为仇恨的种子埋在人的内心，渐渐酝酿邪恶。
不久之前，杭州发生了一起保姆纵火案。鲁斯·伦德尔曾经写过一个因由不同但结局相似的小说，《女管家的心事》，在小说最后，女管家尤妮斯杀掉了一家四口，而原因只是因为她是文盲，不认字，所以在生活中感到处处皆是隔阂与歧视；当然，在雇主的家庭里，这一切都被平静的水面所掩饰，他们每天照样说话，吃饭，打扫房间，但背后一切都充满恨意。缺乏交流，彼此互不信任，隔阂，忽视，这些都成为滋生邪恶的土壤。
《女管家的心事》
所以，更深邃的邪恶往往潜伏在平静的生活里。看似离经叛道的作品只是由激情和狂欢组成的言语，它们更像是单纯的审美；而当它不再依靠声响效果的时候，作品从“刺激性的邪恶”转向了“平静的邪恶”，人们才触摸到了最深邃的“人性恶”。而我们能做到的也只是不要忽视，要小心平静水面下的暗流漩涡，很多时候我们身处其中，却并不自知。
最深的“人性恶”，往往藏于平静的生活
比利时作家乔治·西默农虽然也有一个侦探小说家的头衔，但他数量庞大的作品很难简单用“侦探悬疑”来概括，他其实是个描写生活随处可见的平庸之恶的小说家。如果说侦探小说是回溯型的精神分析，那么西默农就是在叙述邪恶的演变之源。
《黑球》描写了一种很常见的伤害：一个外来的男人搬入小镇，日夜辛勤工作，就是想要加入当地的乡村俱乐部，拥有一份平等的生活；但每次都被一个黑球（即反对票）拒之门外，因为是不记名投票，主人公并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最后一次偶然，发现每年投放黑球的人居然是最亲密的朋友，他在酒吧用乡巴佬的语调讥讽自己。瞬间，主人公受到侮辱，所有生活期待都瞬间崩溃，他感到村镇的敌意与邪恶，并且，很难说不会采取相应的邪恶进行报复。
《侮辱》（收有《黑球》）
这类恶行大多时候是不经意的。我们在生活中能看到很多这类“排外”的例子，很多时候排异的人本身并非有意敌视，他们只是借助排异的手段来确立自身的安全感，例如，通过歧视他人并非本地人，来树立“我是个本地人”这样的概念；整个过程，他们从不感觉自己是“邪恶”的，这最多算个戏谑或玩笑。却没有意识到或许已经种下了邪恶的种子。
因为邪恶的平庸化，它就很可能成为群体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在其中的人便更不会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什么过错。美国小说家雪莉·杰克逊的《摸彩》就描述了令人屏气凝息的氛围。小说里的村镇自始至终都保持着祥和安谧的气氛，村民用轻松又满怀期待的语气聊天，仿佛在准备一场庆典。最后，村子里各家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一起，大家进行一项名为“摸彩”的类似抽彩票的游戏，而“幸运儿”则被村民推出，绑在柱子上，被村子里的人用小石块活活砸死。整篇小说，到处可以听见村民的欢声笑语，即使在最后，村民们依然心情愉悦，认为这项仪式能成功给他们带来好运。
《摸彩》
在《摸彩》中，邪恶不仅进入日常生活的范畴，它还被仪式化，成为一种信仰或价值信条。为了完成这个价值信仰，可以像萨特那样“脏手”，可以取途邪恶。在今天这个相对和平的年代，价值信仰之争便往往将事情带向邪恶，而非神圣。这个价值信仰可以包括民族，宗教，甚至正义——总之，任何未经反思或考量的价值观进入头脑都有可能导致邪恶。以宗教圣战为例，从中世纪到现代，每一方都声称自己是正义而神圣的，然而，历史证明这些战争没有一场能够称得上“不邪恶”。恐怖分子也从来不会认为自己在做邪恶的事情，他们毫不吝惜自己的生命去完成内心的信仰，自然，也不吝惜别人的生命；他们劫机撞击大楼的时候也从来不会想到死掉的是活生生的、同等的人，他们会认为自己在撞击“邪恶”。
所以，在邪恶的表现中，能看到它成型的蛛丝马迹。在邪恶行动者的眼中事物大多只有一种身份，人的多重性也被取消。在文学中，我们尚有理解罪犯的可能，因为作者会用几十万字的书来讲述。但小说外，我们只能通过千字左右的新闻报道来了解罪犯；想要在单薄的新闻中找到丰富的人性层次，去洞察人性恶，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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