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后5年，全球年轻人失业率将继续攀升，发达国家失业青年成为“失落的一代”，一些国家犯罪率上升、吸毒现象增多、抑郁现象增多……更糟的情况是，一些人变得愤怒而暴力。
布鲁塞尔连环爆炸案是过去不到15个月里，发生在欧洲的第三次严重恐怖袭击。布鲁塞尔不仅是比利时首都，还是欧盟和北约总部所在地。恐怖分子选择在这里发动袭击，目的很明确：让整个西方感到颤栗。
“内生型”恐怖主义
大量事实证明，三次恐怖袭击案都与IS有关，其策划和实施者大多去过叙利亚。从袭击行动组织的严密程度来看，没有受到过专门的军事化训练是做不到的。许多人试图从伊斯兰激进主义、中东政治局势等各个角度找原因，毫无疑问都有道理。
然而，绝大多数对西方国家恐怖袭击者的分析，都忽略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第一，他们几乎无一例外是出生在西方国家的二代穆斯林，比如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的策划和领导者、30岁的穆罕默德·西迪克高声叫嚣：“为我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报仇！”他的英语没有一丝巴基斯坦腔，而是带着明显的约克郡口音。今天的恐怖袭击已演变为一种“内生型”恐怖主义。这与“9·11”的外部攻击非常不同。
第二，他们都是年轻人，大部分甚至30岁都不到。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另外一个重要启示：当代恐怖主义与宗教冲突和国际政治高度相关，但它也是世界范围内“青年不满”和“青年造反”的一个后果。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可以说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经济危机。它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席卷全球，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
经济危机刺激“青年暴力”
在这场复苏乏力的漫长危机中，年轻人是主要受害者。
发达国家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正使得绝望无助的情绪在年轻一代中扩散。在某些受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已持续数十年，当前的危机使青年失业情况雪上加霜。对西方世界而言，长达两个世纪的“进步时代”或许正在走向终结。
还记得2011年8月发生在英国的严重暴乱吗？24岁的牙买加裔青年马克·达根在伦敦一次警方盘查行动中被射杀，引爆30年来伦敦最严重的群体暴力活动。许多年轻人打砸抢劫商店、纵火焚烧警车。暴乱还迅速蔓延至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诺丁汉和布里斯托尔等城市，最终在500多人被捕后平息。
类似的“青年暴动”，2005年秋天在巴黎发生过，2013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也发生过，只是各国政府和舆论在应对和反思时，都视之为单纯和孤立的暴力犯罪事件，未能将它们与全球性的青年不满情绪联系起来。骚乱过去整整一周年后，伦敦还举办了一届光彩照人的夏季奥运会，严峻的现实再一次被掩盖。
早在1985年，伦敦北郊的托特纳姆就发生过类似严重骚乱。这里不仅是英国最出名的多族裔混居区，也是这个国家失业率最高的社区之一。
眼下在欧元区，25岁以下的青年失业率高达24%，而南欧几个深陷危机国家更加无望：希腊和西班牙的年轻人失业率接近60%，意大利和葡萄牙的青年中则是每三人有一人失业……
更让人不安的是，年轻一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处在既没有工作又不上学，还不积极找工作的“三无”状态，即所谓“尼特族”（“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简称NEET）。未来前景也并不光明，国际劳工组织警告称：今后5年，全球年轻人失业率将继续攀升，发达国家失业青年成为“失落的一代”，一些国家犯罪率上升、吸毒现象增多、抑郁现象增多……更糟的情况是，一些人变得愤怒而暴力。
在英国，一家慈善组织的调查发现，16岁到25岁的失业青年中，75%的人觉得生命一片空白。而在长期失业青年当中，有1/3曾想到过自杀，1/4则有过自残经历。伦敦前市长肯·利文斯通称，绝望的他们“已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被抛弃的年轻一代
大萧条以来的8年经济低迷期中，年轻人正在长大成人，但他们中大多数看不到希望。眼下，尽管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复苏的步伐缓慢而乏力，更重要的是，很多年轻人并没有跟上这一步伐。
因辍学、失业或就业难、高房价等经济状况而引发的青年困境，正在累积成严峻的社会问题。它们侵蚀着传统的“美国梦”和欧洲进步主义观念。
这一切使得世界充满不安定的因子。2011年夏天以来，在伦敦、斯德哥尔摩、马德里、伊斯坦布尔、开罗、里约热内卢……到处是愤怒爆发的年轻人。这些抗议活动的参与者，有一种被周围的繁荣所抛弃的感觉，他们并不会因为拥有智能手机和使用Facebook，就自动跻身“中产阶层”。相反，后者将他们从世界各个角落聚拢到一起，极大地提升他们“反叛”的力量和效率。它们令这些抗议活动充满新时代的气息，当然，也放大了破坏性。
在美国，人们正在讨论所谓“学生运动复兴”的问题。上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迎来学运高潮，此后渐渐沉寂。但近年来，学生运动显示复苏迹象。据统计，仅在2014年秋季学期，全美高校就发生了至少160起学生抗议事件。
2011年秋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没有提出什么明确主张，但淋漓尽致地宣泄了青年的不满。这只是一个警告，从现在开始，世界的政治领袖、经济精英和文化权威们都应当将这个问题放到最重要的议程上。
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国家的兴起与青年价值的提升，一直都是一个同步过程，年轻从来代表着美好的希望。如果这一观念因为残酷的现实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打断，那么无论从政治、经济或其他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失去年轻一代的代价，都是整个世界所不能承受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