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典骂蒋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注重气节、操守的传统，不畏强暴，不媚时俗。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学潮中的表现，即为其鲜明一例。
“北伐”胜利之后，南方气象一新，各省都兴起办学之风。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学校设在当时的省府安庆）校长。是年 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颇具规模的学潮。时恰值“虎而冠者”蒋介石抵安庆，见此情此景十分恼怒，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学潮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应，决心严惩。29日下午，蒋介石传刘文典觐见。
而在此前，刘文典就曾扬言：“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刘文典自视甚高，蒋介石挟北伐之功，更是盛气凌人。两人一见面，便展开了唇枪舌剑。关于当时场景的描述，至少有七八个版本。笔者择其3例较为平实、可信者列于后：
“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我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一拍桌子，怒吼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所言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4期，刘兆吉/文）
“……蒋却一再追逼刘文典交出肇事学生。刘文典‘出言顶撞’，蒋介石大为震怒：‘尔事前不能制止，事后纵任学生胡作非为，是安徽教育界之大耻。我此来为安徽洗耻，不得不从严法办，先自尔始。’刘文典毫不屈服，怒斥蒋介石为‘新军阀’。蒋随即严令随从陈立夫，将刘文典送交公安局关押。”（《安徽师大学报》1988年第2期，张正元、杨忠广/文）
“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引起蒋的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生风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惩罚罢课的学生。刘却当面顶了回去，说：‘我这里只有教师学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烦请委员长不要插手学校的事情。’说到激烈处，两人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近代学人轶事》，叶新/文）
刘文典终于被押进大牢。蒋介石还扬言要“解散安大”。
消息传出后，安大师生立即组成“护校代表团”，与安庆多所中学的学生400余人，聚集在省府前请愿，要求释放刘文典，收回关押、开除学生的成命。同时，安大教职员代表和皖省各界贤达，联名致电教育部长蒋梦麟以及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刘文典夫人张秋华又去南京晋见蔡元培。所幸，蔡、蒋、胡分别致电蒋介石，历数刘文典为人治学及任《民立报》主笔时宣传革命的功绩，劝蒋恕其一时语言唐突，并“力保其无他”。一说陈立夫也从中斡旋。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蒋介石最后放了人，解散安徽大学一事也不再提起；但附一前提——迫令刘文典“即日离皖”。
当时学界盛传刘文典的一句名言：“大学不是衙门”。那是刘文典对当局迫害进步青年的愤慨。刘在安大时，曾以一种特别的方式保护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预科学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王某是共产党员，要他对其严加监视。
因说是“证据确凿”，刘文典遂令校警丁某到王宿舍进行搜查，还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文典于是立即叫传达室王裕祥送王某离校。是日夜，便衣特务来校搜捕，扑了个空。学校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安庆文史资料》总第7辑，杨起田/文）
刘文典离开安大后，于次年初拜访他的老师章太炎，讲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听罢，十分欣赏刘文典的气节，于是抱病挥毫写下一副对联赠之：“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赠联巧妙借用汉末狂士祢衡击鼓骂曹的典故，揭露了蒋的独裁专横，颂扬了刘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气节。
自此，刘文典从一个薄有文名的读书人，成了享有盛名的公众人物。
3年后，鲁迅先生以“佩韦”为笔名，作《知难行难》（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一期），文中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在评述刘文典的同时，还幽了胡适一默：“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香港的高伯雨说得更精彩：“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曾经藐视袁世凯那样，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香港信报·听雨楼随笔》）
当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袁软禁。袁逼他求饶，但章宁死不屈，用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个大字贴在壁间，以示决心；还托人买坟地，自题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病死，章才被释放。
爱惜羽毛
除了勇斗蒋介石，刘文典的气节还不止于此。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他十分敬佩老师的学问。因刘师培后来投靠袁世凯，在思想上消极保守，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他。
在“国民代表打国民”的那天晚上，刘文典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刘文典全集》卷四，第802页）
不过后来，他还是禁不住嬉笑怒骂了一番解气：“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要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自己去卖身罢了！”（《北大感旧录·刘叔雅》，周作人/文）
1931年，粤系军阀陈济棠（反蒋派）知道刘文典反蒋，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事，并汇来重金相聘。刘却决然婉谢，将巨款退回，叹曰：“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同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为敦促国民党政府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刘成章因体质差，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患病亡故。这更激发了刘文典对日本人的仇恨。
1937年北平沦陷后，刘文典未能及时南下。日本人通过周作人等多次劝诱，请他出山教学、任伪职，都被刘断然拒绝。刘的态度激怒了日本人，他们两次搜查刘在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的寓所。面对日本人的搜查，刘横眉冷对。他本善日语，但却以“发夷声为耻”，在日寇面前不讲一句。他常以“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告诫自己。（《刘文典传略》，诸伟奇/文）。
此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只身辗转来到西南联大。见到比他晚到昆明的吴晓玲教授，刘便向其打听周作人的景况。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忆刘叔雅先生数事》，吴晓玲/文）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但刘管廷在冀东某日伪政府谋到一个差事后，刘文典十分气愤，先以有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逐其迁居。
全国解放前夕，胡适打算把刘文典弄到美国，并已为其联系好了学校，还为他一家三口办好了签证，买好了机票。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刘文典却拒绝了胡适的安排，并说道：“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文人本色
刘文典不拘常规，别开生面，不仅表现在讲课中，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学生曾形容在大学任教时的他：“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刘文典上课前，先由校役带一壶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袋。讲到得意处，便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章精义，连下课铃响也不理会。有时他是下午的课，一高兴讲到5点多钟才勉强结束。有人称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有一次，刘文典上了半小时的课，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却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其《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教学生写文章，仅授以“观世音菩萨”5字。学生不明所指，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刘文典是民国时期著名的红学家，持论多有“索隐派”的色彩。有一次，他原定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开讲《红楼梦》，后因听讲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广场上去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他开讲。其时天已近晚，讲台上已燃起烛光。
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刘斟茶。刘从容饮尽一盏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然后拿起粉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滁”4个大字，并解释说：“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刘文典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联大共事。刘曾多次在课堂上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寅恪）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一日，刘文典跑警报时，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日，有人偶尔问及当时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当教授时，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在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的教务会议上，大家都举手同意，唯有刘文典表示不满。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有一次警报响起，刘文典挟着一个破布包，从屋里蹿出来，就往郊外的山野方向逃窜。在路上，他正遇到沈从文夺路而奔。刘文典顿时火起，停住脚步，侧过身对沈大声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为学生讲《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存文化火种；可你这个该死的，跑什么跑啊！”
刘文典多年潜心研究庄子，出版了十卷本的《庄子补正》。陈寅恪为之作序，推崇备至。曾有人向刘问起古今治庄子的得失，他大发感慨，口出狂言道：“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某人。”
每当刘文典开讲《庄子》时，吴宓等几位重量级国学教授便前往听讲。刘见了并不打招呼，旁若无人地闭目演讲。当讲到自己认为出彩的节骨眼上，便戛然而止，抬头张目望着坐在教室最后排的吴宓，慢条斯理地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呵？”吴闻听后立即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回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
周作人在《北大感旧录?刘叔雅》中这样描绘刘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在联大也引起过风波：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放他的教授聘书，将他解聘。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刘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为他嗜食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并且据说此公还喜欢逛窑子找妓女；在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下，他只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联大课程一去半年。
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授。在他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这种做派本已令师生议论纷纷，这次又为了鸦片而旷教半年之久，影响更坏。闻一多遂坚决主张不再聘用。王力教授为刘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哪肯咽下这口气？他一回昆明，就赶到北郊司家营找闻一多论理。两人情绪冲动，争吵汹汹，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因为闻一多寸步不让，加上刘文典平时经常公开嘲笑同事学问差，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很不利。最后，刘恨恨地去了同在昆明、由熊庆来执掌的云南大学，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
